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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征安南战争 明缅战争 明东南沿海抗倭之战 中（第3页）

区域）人民平安富强;又由所谓“外夷衙门”

、“御夷”

或“羁縻”

府、州、司构成外圈层的“外边”

防卫区域。

这正是明代云南外边政区的管理特点，核心是对西南边疆的外边政区进行“抚安”

与“控制”

，带有强烈的军事管控性。

明朝在西南边疆设置军管性外边政区的做法可谓蕴意深远，作用重大。

明朝云南外边政区的羁縻性

明朝对云南外边政区还实行“外夷之治与内地殊异，非徒赖以抚安，而实资以控制”

的统治方式，是为明代云南外边政区的羁縻性。

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管理是秦汉以后历代王朝都行之有效的政策，但是不同历史时代的羁縻区域和对羁縻的理解各有差异，并随着历史发展和中央政权对边疆民族地区管控的深入而发生变化。

汉晋时期，凡纳入王朝版图的少数民族地区，任用少数民族首领为地方长官，均实行羁縻政策统治。

唐宋广大边疆地区的都护府、都督府管辖区均设置为与内地正州或经制州有区别的行政区划，即羁縻府州。

但唐宋王朝对羁縻州的管制相对松散，不派任何流官到羁縻州任职，凡“夷人”

献地归附即可自署刺史，自立为羁縻州。

元代由于统治者民族性的变化，使其在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上对历代王朝羁縻政策有所调适，改唐宋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羁縻之治”

为直接管理，有明显的“去羁縻化”

特征。

明朝建立后，汉族统治者再次对少数民族采用“羁縻之治”

。

大多数学者把明朝实行的土司制度看作羁縻之治，把少数民族为土官或土司的地区均视为羁縻区域。

但明朝毕竟是经历了元代“去羁縻化”

过程后建立的王朝，因此在明人看来，土司制度并不等于羁縻制度，明朝人理解的羁縻性、羁縻范围和羁縻政区并不等于土司制度的性质、施行范围或地区。

明初平云南，太祖朱元璋就针对云南的民族、边疆和社会发展特点，制定了具有差别化的管理政策。

正德时人周季凤已认识到明朝对于云南的统治是“华其人而衣冠之，土其地而贡赋之;秩其上下，区其种类而官治之”

。

万历间谢肇淛亦总结明朝对云南的统治方式说:“高皇帝既定滇中，置藩、臬、郡、县，吏、赋役、学校一与诸藩等。

复虑夷情反侧，有司迁转不常，莫能得其要领，仍以土官世守之。

其在内地者，与流官杂处，专主盗贼，不时生发，抚驭诸夷;在夷地者，赋役、讼狱悉以委之，量编差发，羁縻而已”

。

细绎这些史料，可知伴随着平定云南的进程，明朝统治者对云南内部的民族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和边疆地域地点的认识逐渐加深，从而采取了差异化的统治政策，使云南形成了三个层区的差异化行政管理：第一层区为洪武十五年（1382年）平定的“滇中”

腹里地区，明朝采用与内地完全一致的统治方式，“置藩、臬、郡、县，吏、赋役、学校”

，并“大军镇焉”

，设卫所屯田，严密管控。

第二层区为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朝征南大军“分兵下大理，下金齿，下临安、元江”

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凡云南故境，皆郡县矣”

，依然建立府、州、县政区，但“复虑夷情反侧，有司迁转不常，莫能得其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