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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征安南战争 明缅战争 明东南沿海抗倭之战 中（第4页）

，依然建立府、州、县政区，但“复虑夷情反侧，有司迁转不常，莫能得其要领”

，则“仍以土官世守之”

，形成土官“与流官杂处”

的土流并治区。

第三层区乃洪武十七年（1384）以后遣使招附的车里、缅甸、八百等最边远地区，明朝仅实现“咸以壤奠贡”

，以将其纳入明朝版图为目的。

以上第一、二层区共同构成云南腹里的内边政区;第三层区在统治方式上未按照内地方式设置行政区划，则是完全实行羁縻统治的外边政区，所谓“在夷地者，赋役、讼狱悉以委之，量编差发，羁縻而已”

。

云南政区的“内”

、“外”

分野也成为明朝对西南边疆直接管理与羁縻管控的分野。

从明代云南史地文献关于边疆羁縻区域的记载中，可以明显看到云南布政司直隶府、一、县与内地一体化加强，而外边政区则一直保留边疆羁縻制的特征。

如万历《云南通志·羁縻志》所载“羁縻”

政区并不包括直隶布政司府、州、司地域范围内的土司，仅为《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的“外夷衙门”

或《寰宇通志》中的“御夷”

政区，其序称:“国朝编制宣慰、宣抚、长官、安抚等司，正其疆界，明其爵级。”

说明万历《云南通志·羁縻志》所载区域正是西南边疆的外边政区范围，由于地理偏远，明朝对其统治偏于羁縻而安其夷人，“上用羁縻之法，不加约束，听其自为声教，故官制礼乐之属皆与中国不侔”

。

汉唐以后历代王朝对云南仅羁縻而已，但明朝统治者根据云南边疆的地理区位特点、民族构成和社会发展的状况，采用分层分区的差异化行政管理，因此对明代云南的统治方式，不能简单地用土司地区为羁縻地区进行区划。

即便云南的第二区层（大理、金齿、临安、元江等民族地区）“仍以土官世守”

，然因其辖县政区已设置为大理、永昌、临安、元江等府，进行土流并治的行政管理，所以在明朝人眼中这些地区并非羁縻统治区。

明朝人只将最边远的外边政区视为羁縻区。

凡此皆证实明朝对云南的统治承袭了元朝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去羁縻化”

政策，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羁縻之治，但羁縻区域被压缩到最边缘的外边政区。

明代云南只有外边政区具有典型的羁縻性特征。

明朝以羁縻方式确立云南外边政区为国家版图的一部分，维系外边政区土司对明朝的国家认同和版图上的归附，以达到稳定西南边疆国家疆域的目的。

洪武年间，朱元璋设定云南外边政区羁縻治策时就明确了明朝的国家疆域观，外边政区的设置具有维护国家边疆的作用。

史称:“自永昌出塞，南际大海，诸夷自相君长。

本朝芟锄梁、段，以武临之，皆稽首而奉正朔。

革其昭纲、昭录之旧称，授以宣慰、宣抚之新号。

叶文通于银台，象马陈于阙廷，版章设于职方，纲纪之司属在行省。”

这说明永昌（今云南保山）以外至缅甸南部沿海的广大区域，在明代以前均为当地民族“诸夷自相君长”

的地方，洪武年间平定云南时这一区域归附，明朝根据该区域的特点实行羁縻之治。

明朝对云南外边政区实行羁縻统治仅仅要求其改变以前具有独立部落性质的以“昭”

命名的酋长旧称，接受国家授予的宣慰、宣抚官职称号，“稽首而奉正朔”

，认同明朝的统治，使其管辖的区域成为“版章设于职方”

的国家疆域。

明朝对于云南外边政区治理方式的深刻蕴意是“抵掌疆埸”

，即通过军事管控和羁縻统治，使云南外边政区成为明朝国家疆域的同时，还令羁縻土司承担护国捍边的藩篱重任，以实现明朝西南疆域的扩大和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