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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征安南战争 明缅战争 明东南沿海抗倭之战 中（第2页）

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明朝“改云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干崖长官司隶云南都司”

。

可见干崖、大侯、湾甸等御夷州都曾隶属云南都司，具有军管政区特征。

明朝以军事管控的形式确立西南边疆范围和疆域主权，其军管性政区与前文所论“外夷衙门”

政区基本吻合。

《大明会典》说：“云南民夷杂居，国初，内置府，外设宣慰等司为藩蔽。”

这不仅揭示明代云南政区的“内”

“外”

分野，也指出了“宣慰等司”

作为外边政区的军管性质及作用。

明朝对外边政区的护国藩篱作用非常重视，一方面，以“三宣六慰”

为代表的外边政区地处云南边疆的外环地带，形成西南边疆的“藩篱”

护卫态势。

正统三征麓川之后，“三宣六慰”

等外边政区对版图的巩固与护卫作用更加明显。

万历年间（1573—1619年）云南巡抚周嘉谟已认识到，西南外边政区是“全滇藩篱”

、“中国藩篱”

，认为“宣慰之官，岂容虚位”

，故而“国朝编制宣慰、宣抚、长官、安抚等司，正其疆界，明其爵级”

。

另一方面，为防微杜渐，明朝“岁檄文武良吏深入夷方，名曰抚夷，一以勘明奏狱，一以察识夷情，归报重臣，以俟分别。

故夷方虽远，夷情巨测，然其动定音耗，可坐而致，即有小警，随加策断，不俟其大;翼弱锄强，兴废继绝不待其闻。

故夷官兢兢小心，其子孙得以永享佚乐，夷民得安于本业，而中国之民亦无战伐之劳，乃圣王仁覆华夷之大猷也”

。

由此可见，从洪武末期至正统年间，云南外边政区体制建构过程中曾经广泛进行了军事管控，最重要的作用乃稳固明朝版图。

“世之治也，守在四夷”

，大凡明代西南边疆有警“则抵掌疆埸，未有先于土司者矣”

；“有事，则备兵使者发符调之，然惟行于三宣、六慰而止，远者不能及也”

。

明朝人看待云南外边政区对国家统一和疆域稳定的作用时评论说：“夫滇南大势，譬之一家，苍洱以东则为堂奥，腾永则其门户，三宣、蛮莫则其藩篱也。

所贵乎藩篱者，谓其外御贼寇，内固门庭，使为主人者得优游堂奥，以生聚其子姓，保有其货财。”

明朝将“腾永”

（即腾冲卫军民指挥使司和永昌之地的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之外的“三宣六慰”

和蛮莫军事重地视为护国之“藩篱”

，藩篱固则外可御来犯之“贼寇”

，内可固国家之“门庭”

，确保藩篱之内（即云南“直隶布政司府、州、司”

的“内边”

区域）人民平安富强;又由所谓“外夷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