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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衙北司之争（第2页）

在朝臣压力之下，代宗最终将程元振解职。

再之后，掌管禁军的是宦官鱼朝恩，他担任本出自边军的神策军的监军，这支军队在讨伐安庆绪的相州会战中崛起，后来在代宗永泰年间为平定吐蕃叛乱做出巨大贡献，成为禁军。

鱼朝恩最终同样因为权势过大而被皇帝授意除去。

宦官自此不再掌管禁军。

肃宗、代宗年间，宦官集团曾经在掌握禁军方面达到极致，而最终衰落。

同期他们在内政上的影响力，则持续提升。

玄宗、肃宗时期，宦官只是负责在皇帝和枢密房之间传递信息，到代宗时期，宦官开始在枢密房内工作，“中官董秀掌枢密用事（旧唐书·陈少游传:卷126[M]）”

。

德宗年间，泾原之变爆发，这次战争中，神策军为德宗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主要贡献，而相关军事将领中，又有很多人参与叛变，而宦官集团始终非常忠心。

德宗最终把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代宗年间的左右两厢是一军之内的，全军仍由一人统辖，而德宗年间左右厢则是两支军队，这种分神策军为两支的做法始于德宗兴元元年）。

贞元八年，神策军正式完全处于宦官控制之下。

贞元十二年，设置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充任。

此时，作为枢密使的宦官的权力也在逐步扩大，他们可以与宰相大臣一起参与延英奏对。

两枢密使和两神策军护军中尉合称“四贵”

。

顺宗年间，永贞革新（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发动，其主要目的是削弱宦官权力，但最终失败，宦官的权力反而进一步扩大。

宪宗年间，设置内枢密使制度，“元和中，始制枢密二人，刘光琦、梁守谦皆为之（王钦若。

册府元龟[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宦官掌枢密便固定下来。

神策军此时已经经历了军队的扩充，战斗力提升，而且在镇压藩镇叛乱的战争中多次取胜。

元和四年，宪宗令宦官吐突承璀领神策军驻守京城中的一支，去平河北藩镇兴起的叛乱，并对胜利予以厚望。

但是这只驻守京城的军队实际上战斗力很弱，而战斗力强的军队又不能离开，因为当时唐与吐蕃交恶，他们要护卫京城；而河北藩镇又是一向不服统治，势力强大的。

这次征讨最终失败了，神策军由此地位衰落，不再作为征讨藩镇叛乱的领军出现，战斗力也由此下降。

神策军护军中尉的地位自然也被降低了。

在宦官集团中，任枢密使的宦官取得较高的地位。

自宪宗以至于宣宗，宦官势力主要表现为左右皇位继承。

“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欧阳修。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除唐敬宗系由太子身份继位之外，其余穆、文、武、宣、懿、僖、昭七帝，均为宦官所拥立（王守栋《论唐中后期南衙对北司的依附》）”

。

自唐懿宗之后，宦官的权力进一步扩展到侵涉行政权力，唐僖宗、昭宗期间，枢密使的“贴黄”

权力，最终导致这种情况：“唐末议政程序原则上应于延英由宰相、枢密共商，但事实上变成枢密、宣徽直接决定宣行，完全非中书所能控制（黄洁琼《唐后期的枢密使与南衙北司之争》）”

。

在此期间，任枢密使的宦官与任神策军护军中尉的宦官之间的权力比较也经历了起伏。

文宗在位时发生了削弱宦官的甘露之变，神策军为维持宦官地位做出了较大贡献，于是集团内部中尉权势大于枢密使，。

“文宗末年，枢密使刘弘逸和薛季陵与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关系不睦。

文宗病危，二中尉趁机杀了二枢密使，并拥立武宗（黄洁琼《唐后期的枢密使与南衙北司之争》）”

。

宣宗时，枢密院出现，枢密使地位提升，这之后枢密使参政的程度愈发加深，枢密使在集团内部地位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