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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归流（第3页）

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制度，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政府对边疆的统治，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雍正帝为使云贵广西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改土归流事务得以统一筹划，特于雍正六年（1728年）底任命鄂尔泰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

同年，命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在黔东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

张广泗带兵深入黎平府古州（今贵州榕江）、都匀府丹江（今贵州雷山）苗、侗等族村寨，设厅，置同知，理民事。

与云贵广西接界的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土司，势力有限，在形势压力下，纷纷请求交出世袭领地及土司印信，归政中央。

于是在各该省长吏经营下改设村县。

在废除土司世袭制度时，对土司本人，根据他们的态度给以不同的处理。

对自动交印者，酌加赏赐，或予世职，或给现任武职。

对抗拒者加以惩处，没收财产，并将其迁徙到上述六省以外的省份，另给田房安排生活。

在设立府县的同时，添设军事机构，如云南增设乌蒙镇、昭通雄威镇、普洱元威镇，贵州增加古州镇、台拱镇，广西另设右江镇，湖广添永顺协、永绥协等。

清政府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建城池、设学校，原来土司只交纳很少的贡赋，而将残酷掠夺属民所得的大量银两尽收于己。

改土归流后，变革赋役方法，废除原来土司的征收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

土民所受的剥削稍有减轻。

改土归流所涉及的民族很多，有壮族、彝族、苗族、哈尼族、布依族、侗族、瑶族、水族等。

雍正帝的改土归流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解放，使大量汉人移民西南地区，例如：云南省明末清初时，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滇池、洱海一线的腹里地带及其附近少数坝区，而在周围面积广大的边远地区只有“向未编丁”

的数量甚少的“夷户”

而已。

广西、云南的人口数量，据清朝官方的统计数字，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分别为：桂省206104丁，约合人口总数100余万；滇省185865丁，约合人口总数90余万。

康熙末年的西南地区人口数量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以后，经过乾隆、嘉庆近百年间不断有大批移民涌入，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广西、云南的人口总数又有显著增加，是年广西人口742万余、云南人口449万余。

从康熙末年到嘉庆末年的百年间，广西人口总数由100余万增加到700余万，云南由90余万人口增至400余万，即分别增长为原来的7倍和5倍。

原来开发水平极低或较低的边远山区也得到了很好的开发，大量移民涌入。

例如，地处滇西北的丽江府，康熙末年仅有编户人口1。

15万人，但嘉庆末年已达31。

74万人，激增29倍之多。

又如广西中部的柳州府，康熙末年时，仅有人口5。

7万人，嘉庆末年时，人口已达94万人，增长16倍之多。

乾隆时期

新疆地区改土归流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清军平定新疆准噶尔叛乱，时隔千年新疆再度一统，乾隆帝在新疆驻军屯田的同时，又出台优厚的鼓励政策招募内地的无地贫困百姓到新疆扎根生活（政府提供路费口粮、官兵护送、到达后提供房屋、给地三十亩、提供耕地牛马、农机作物、六年免税，能开垦多少土地都归自己同时六年免税等），并兴修水利便于耕作。

同时还针对免于死刑的重犯制定改过自新的政策。

清政府规定，参加屯田的罪犯，只要努力生产，重犯以五年为期，轻犯以三年为期，即可以释放为民。

乾隆帝强调新疆屯田，不单单为守土军队解决粮食问题，“国家生齿繁庶，即自乾隆元年至今二十五年之间，滋生民数，岁不下亿万，而提封止有此数，余利颇艰。

且古北口外一带，往代皆号岩疆，不敢尺寸逾越。

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仆，视同一家，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溥。

设从而禁之，是厉民矣。

今乌鲁木齐、辟展各处，知屯政方兴，客民已源源前往贸易，茆檐土锉，各成聚落。

将来阡陌日增，树艺日广，则甘肃等处无业贫民前赴营生耕作，污莱辟而就食多，于国家牧民本图，大有裨益”

。

乌鲁木齐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