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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归流（第2页）

因此，朝廷对迁至云南的农民，实行减税和贷给种子、耕牛的优惠政策，极大地推动了移民活动和垦荒耕种。

在一些地区，官府还招募移民到山区或僻地垦荒，如雍正二年（1724年），云贵总督高其倬招民开垦怒江上游沿江数百里旷土，为滇西北怒江上游地区大规模垦殖之始。

但在部分土司地区，移民政策受到了阻碍。

雍正四年（1726年），云南巡抚鄂尔泰对此言之甚明，其建言改流疏云：“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

；无人敢入土目盘据之地，如东川一带“文武长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

；云贵川桂４省相连地带土司势力猖獗，有事诸省相互推诿，治理不易深入；滇南澜沧江内外诸夷“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

由元迄明“代为边害”

。

鄂尔泰认为若改流得法，“必能所向奏效，实云贵边防百世之利。”

经过

早期改革

明朝时期

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年），铜仁等地的思州、思南两个宣慰司叛乱，永乐帝派兵平定后，改设贵州布政使司，朝廷派遣可以随时撤换的流官担任官员，但此次改革只是针对贵州叛乱的两个宣慰司进行改革，只触及贵州的一小部分地区，整个明朝西南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实行土司制度。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播州宣慰司杨应龙反叛，明神宗派二十四万大军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平定叛乱，杨应龙自杀，此役为万历三大征之一。

播州之役结束，明军将播州一分为二，置遵义、平越二府。

康熙时期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清朝开始对湘西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在采取驻军、屯兵、修边、筑卡等强硬军事措施的同时，大力推动湘西社会的“儒化”

，其中主要包括通过设置官学、书院、义学等构建儒家教育体系、给与少数民族士子资助及科举名额优惠、重视对先儒先贤的祭祀、颁令禁止苗民诸多宗教祭祀活动及风俗习惯、推行三纲五常及忠孝节义观念等等途径。

雍正改革

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建议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

雍正帝对此甚为赞赏，令其悉心办理。

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即由中央政府选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直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务，“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

“制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

意思为改土归流应采用恩威并施的方法，让土司主动接受实施改土归流为上策，以武力强行解决为下策。

广顺长寨土司向官兵挑衅，清军平乱设长寨厅（今贵州省长顺县）。

不久，清廷将原隶属四川的乌蒙、镇雄、东川三土府划归云南。

鄂尔泰派游击哈元生领兵摧毁了叛乱的乌蒙土知府禄万锺、镇雄土知府陇庆侯的势力，改设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今云南昭通）、镇雄州。

云贵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改土归流的巨大声势，很快冲击到广西地区。

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以威慑力量革去泗城土知府岑映宸的职务，在其属南盘江以北地区设置永丰州（今贵州贞丰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划归贵州统辖。

泗城土司政权的崩溃，震撼了桂西其他大小土司，土司们纷纷向清廷交出印信和兵器，“广西诸土官自泗城之岑氏以下，亦先后缴敕印、纳军器二万余”

，广西西部的改土归流因而很快取得成效。

雍正五年（1727年）至雍正十一年（1733年），先后有泗城土府岑氏、东兰土州韦氏、归顺土州岑氏、下龙长官司赵氏、恩城土州赵氏等，或被革除土职后遣送外地安置，或被降为佐贰后留居当地。

多数土司政权皆为流官体制所代替。

同时，清廷又于雍正七年（1729年）在右江上游增置百色一厅，设理苗同知；又于雍正十年（1732年）将康熙年间因土司绝嗣而由通判代管的镇安土府升为流府，辖治附近各土目势力，从而进一步强化西部地区的政治建置。

至此，广西一省便在府级政权层次上全部流官化，并在州县级层次上大体完成改土归流。

雍正六年（1728年），又命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在黔东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

在设立府县的同时，添设军事机构。

清政府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建城池，设学校；同时废除原来土司的赋役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数额一般少于内地，云南、贵州改土归流的目标，到雍正九年（1731年）基本实现。

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制度，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政府对边疆的统治，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