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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下（第1页）

学术研究

研究概况

《史记》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30]自汉至清，《史记》的研究专著与论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

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

研究。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

《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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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

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

到“《史记》学”

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

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

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

主要注家

宋元之后，《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著作源源不断出现。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

的《史记集解》〔南朝（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史记正义》（唐张守节）。

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

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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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如清朝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

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

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

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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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

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

近人陈直之作，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

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

1967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

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

《史记》工具书，以《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

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

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