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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针（第2页）

观点之一

王振铎的相关观点，指南针的发明至早不逾于宋代，此种观点在其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都有所体现。

如在《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上）》一文中所述：“自周末至李唐，古人所称述之‘司南’或称‘指南’为一种辨别方向之仪器，其物便于携带及测验，宛如指南针之用矣。

王振铎认为在唐朝已经出现了便于携带的类指南针仪器，但绝不是指南针。

王振铎把此种物件看作是指南针的过渡形式。

王振铎未明确论断指南针发明的具体时问，由于缺乏材料，出于科学严谨性方面考虑，所以未轻易论断。

他在《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中）》中说：“（指南）鱼法固早于（指南）针法约半个世纪，然此二者先后相互之关系，仍有待史证之发现而说明也。”

正是在此情况下说的。

另外，在同一篇论文中又说：“中国古代，藉缝纫之钢针，经人工传磁，而成人造磁体之指南针，其史证之发现，至今尚未见有早于十一世纪以前者。”

这是以北宋时沈括《梦溪笔谈·杂志一》与《梦溪笔谈补》为根据而加以论断的。

这两篇文章中记载了此种人工传磁而成人造磁体的指南针。

另外王振铎在此篇文章中批判了英人维烈亚力（Alexanderwylie）所著《中国研究》中所指的唐朝僧一行已经注意到了磁针所指方向与北极之差的错误理解。

最后郑重地提出论断：“按中国磁针偏向之记载，尚未发现史证有早逾《梦溪笔谈》者，存中记其‘微偏东’，寇宗爽记谓‘偏东’，即指磁针之偏角而言。”

这便是王振铎由于材料所谓限制而不能对中国磁偏角的发现时间有一个确切的认识。

关于指南针的发明时代，王振铎只是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推测，在《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中）》中，王振铎说：“指南针之发明时代，以《萍洲可谈》海舶用磁针及沈括谓方家制磁针，信其创始必早。”

指南针的发明应当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中，慢慢地改进的结果，而不同时期的形式，也应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王先生也只能给出一个时间区间。

观点之二

李约瑟的观点，顺序的磁偏角，先向东后偏西，体现在中国堪舆罗盘的设计的同心圆，这些同心圆一直存留至当代。

毋庸置疑，磁罗盘在中国用于堪舆目的很久以后，才被用于航海。

但是航海罗盘确是中国人的发明，它可能发生在十一世纪以前的某个时期或更早的时期。”

李约瑟在此段中对指南针，磁偏角、罗盘等问题论述的清楚，虽然有些论断过于武断，但是对中国指南针的发明问题，做出了一个总结性的论断。

潘吉星先生在王振铎先生与李约瑟先生研究的基础之上加以总结，但可以明显看出他比较同意李先生的观点，对于李约瑟先生所提到的几个材料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一书作了详细地论述与阐述。

但同时也和李约瑟先生一样，在有些问题上过于武断，明显的证据不足，让人难以信服。

如他在书中所述：“但从司南仪到指南针中间经历了几个技术过渡，这些过渡发生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代。”

他这种论断性的结论没有太多的材料支持。

但此结论在大体上是没有错的。

潘吉星先生和李约瑟先生一样把崔豹《古今注》中的“蝌蚪，虾蟆，（青蛙）子也，一名悬针，一名玄鱼。”

作为“从勺到针”

的过渡来看。

他说：“将在空中的磁针与方位盘配合，在晋南北朝曾经用过，确能指南，从而实现了李约瑟先生说的fromthespoontotheneedle（从勺到针）的过渡。”

潘吉星先生在同一本书中也对水罗盘的出现时问做出了论断。

他说：“有证据显示，9世纪唐代堪舆罗盘制造者已经做出了这决定性的一步。”

在同一页中，他再一次强调说：“晋南北朝开始对司南作技术改进，而在唐代后期完成从司南向罗盘的转变，北宋人享受这些技术成果并使之发扬，历史的发展脉络应是如此。”

进一步对指南针的发展脉络做出了阐述。

潘吉星在李约瑟先生研究的基础之上，吸收了王振铎先生的部分观点，对指南针的发明时间与过程重新作了一个界定，虽然依然有部分不妥之处，但总体来说，是科技史上的一个进步。

丽另外一些学者，或是没有新材料而做出惊人的论断，或是材料不足，仅凭某一材料片段做出新的论断，但总体来说均未能让众人信服，影响亦不是很大。”

而把指南针起源论断于唐代。

姑且不论此论断的正确与否，单依此材料根本不能得出此种论断。

观点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