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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中（第2页）

集团或阶层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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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文化方面也产生了剧烈的动荡，宗法制解体，世卿世禄的世袭社会向俸禄制的官僚社会过渡。

与宗法制的解纽相应，盛行五个多世纪的礼乐制度逐渐衰落。

礼制崩溃，祭祀淡薄，宗法式微，甚至诸侯大夫的宴会上，也已消失了往日钟鼓赋诗的雍容风雅。

“法治”

代替了“礼治”

，毕竟在这一时期，“法治”

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变革，“礼治”

已经行不通了。

如刘向所言“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侍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

故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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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间的关系尚可通过盟会加以协调，而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讲的是以势相争，以谋相夺。

而各诸侯国君和贵族们也都希望自己或立为霸主，或成就功名。

各国在政治军事外交上或合纵，或连横，明争暗斗，一直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斗争。

顾炎武评价这一时期是“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

邦无定交，士无定主”

。

在这一时期，统一的趋势代替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兼并战争以空前的规模展开。

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

《淮南子》有言“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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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军事科学和战略思想，外交战略和策略方针应运而生，而设计或运作这些思想和策略的合纵连横的游说之士登上了历史舞台（司马迁则认为“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长短之说起。

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

换言之，他认为“长短纵横之说”

的兴起使得各诸侯国之间出现誓盟不信、符信失约的现象，而纵横家就是这些“长短纵横之说”

产生的主体。

），左右了战国中后期的各诸侯国间的政治、军事、外交。

这些游说之士抓住历史机遇和主君的心理进行各种游说，他们的说辞普遍具有注重饰词，喜好激扬，崇尚铺张的特点。

目的是要破坏各诸侯国间的均势，摧毁原有的社会秩序，成就自己的理想或事业。

他们或说之以理，用明显的历史经验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动之以情，以披肝沥胆之词感动对方相信自己的忠贞；为了让对方听从自己的主张，他们甚至敢把自己的脑袋赌上，毕竟策士面对的是能够随意操控生死大权的人，他们的游说是有一定的冒险性质，稍有不慎即会引来杀身之祸。

所以说，游说人主某种程度上首先要求策士们要胆识过人才行。

不提对着秦王敢说出“布衣之怒，天下缟素”

的唐雎，即使是“诈伪反复”

之如张仪，也具有这种过人的胆识，这也正是这个时代让后人钦佩的原因之一。

不过游说一过程并不是简单的耍嘴皮子和赌命，毕竟，游说的对象普遍是各国的高层乃至核心人物，想要打动对方，必须对游说对象，所在国或势力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事宜有相当了解才行，没有平时积累的知识和较为自如的交流，获取和运用这些信息是很难的。

这意味着要成长为合格的游说之士，需经过长时间专业的学习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