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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史话四十载安南（第1页）

安南国，自雍熙十三年太宗分封，到十四年刘文涣抵至交趾，正式建立安南朝廷开始，至正统二年，已有37年的时间过去了。

37年的光阴，足够两代人的成长，而在安南王室的经营下，安南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红河三角洲地区，更是物阜民丰，粮米充足，极大地支撑了安南朝廷的统治。

而这份快速发展的背后，首先得肯定帝国直辖时期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基础，早有赵匡义，晚有寇准，这些帝国的能才干吏，在安南道时期，都以治绩显着而扬名升迁。

当然，作为摄政安南二十载的王太后刘娥，在她主政期间，虽则安南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斗争激烈，但由刘娥支持施行的一系列休养生息、鼓励生产的政策，对安南的进一步发展，也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

同时，37年间也是安南汉化进程的又一次飞越，到正统二年时，安南汉族（当地土着蛮夷也称之为华族）人口，早已突破两百万，乃诸国之最，汉家学院、学校已经开遍诸州县，汉语的官方地位彻底得到确定，地方的语言、历史、习俗等等在汉文化的冲击下也变得支离破碎当安南具备如此人口与文化基础，再加上与帝国高度重合的政治体制，方可以说安南汉化的真正成功。

在此前提下，不管未来是怎样的历史走向，安南都将是汉文明的核心发展区域。

而做到这一步，经早期中央帝国的大力扶持，以及无数汉家官、军、商、民辛苦开拓，前前后后，也经过了差不多七十年的时间。

开拓之不易，可见一斑。

虽然成果很大程度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但刘娥对安南发展、汉化之功，依旧是不容抹杀的，这也导致，有大量政敌怨恨、诋毁她牝鸡司晨的同时，也同样有大量支持者的感念。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开化，对刘娥的评价也越来越高。

到后期，在安南的史册上，更为美化为“开天辟地、千古一遇”

的巾帼豪杰。

不过，在刘娥执政的那些年间，在安南经济、文化、民生基础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无法掩盖的问题。

比如频繁而激烈的政治斗争，在早期刘娥靠着王廷大义，以及出色的政治智慧与手腕，将以赵氏为首的安南权贵逐一摆平。

其后，又大兴特务政治，使安南朝廷的氛围，始终难以摆脱压抑、紧张乃至恐怖，这种政斗党争惯性，一直延续到刘继丹亲政后，依旧无法避免，公主党接替后党继续战斗，就是一个最显着的标志，而这显然不利益安南朝廷内部的稳定与团结，遗害无穷。

另一方面，几十年的发展下来，大量汉族的涌入，成为安南王朝的主体核心统治阶级，占据了安南国大量社会资源，这极大地侵害了当地土着的利益。

土着之中，那些聪明的、主动的、积极归化者，即便心中不满，多少还能分一杯羹，但那些坚持旧统，冥顽不化，反对易俗者，生存空间与生存条件则越来越狭窄困难，生活难以维计。

结果，要么入山为匪，要么沦落为奴，或者干脆举起叛旗。

当年真腊悍然侵犯安南时，能够引发安南道境内诸多土着的响应，这就是主要原因。

而又几十年过去，这种问题就更为深重了，因此，在刘娥时期，安南国内的阶级矛盾（主要为汉夷矛盾）是日趋深重的，每年都能爆发几场骚乱乃至叛乱，虽然都被官军平定了，但问题与矛盾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也是安南国长期存在的流血点之一。

还有一个流血点，则在于北部地区，尤其是与帝国本土交界地区的长期不稳定。

在那里，长期盘踞着安南当地以及广南西道西部地区的蛮夷势力，名义上臣服汉统，但自主性很强，尤其在安南建国之后，则更加活跃，尤爱从帝国与安南陆地交通线上吸血。

及至建隆中期，滇黔叛乱，朝廷平乱之后，作乱云南蛮部转进安南边境，则进一步加剧了安南北部边境的混乱，甚至逐渐发展成为安南、云南、广南三国道交界处的一片毒瘤，极大地影响了安南与帝国陆上交流往来。

有鉴于此，从刘娥还在摄政时期，安南国就开始了对北部蛮乱的军事清理行动，收效是有的，难解决根本，因为根本无法根除那些蛮匪。

到后来，鉴于广南边境蛮匪作乱，屡剿不绝的情况，世宗皇帝诏命，从帝国中枢层面，安排协调边境道州与安南国这边的联合剿匪治安行动。

相互配合之下，比起此前的独立行动，效果自然好了很多，不少横行一时的蛮匪强人，都被官军剿杀，持续数年的血腥清剿之后，蛮匪气焰终于遭到剿灭，边境也获得了难得一段相对安定的时光。

然而，这样的成果，是建立在帝国中枢巨大压力，两道一国耗费巨大人物力的情况下，而这种强度，显然不可能长期维持的。

安南北部边界地区，那些复杂的地理、民情、风俗情况，都导致其很难轻易稳定下来，再加上一些居心叵测、心怀贰意的地方土豪，推波助澜，兴风作浪，其成为祸乱一国二道的策源地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