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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三十九章 让人人满意就是让人人不满意（第11页）

至少解刳院还在的时候，片了张四维这个三品大员的大医官们，就没有和士大夫勾结的可能。

“申时行在松江府闹出了点动静来。”

朱翊钧将申时行的奏疏拿了出来，满脸笑容的说道：“咱们的申巡抚终于学会了斗争。”

申时行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想让所有人都满意，最后所有人都不满意，这就是申时行这个人身上最大的缺点。

“臣说过他很多次很多次，他就是不听，这次被人蹬鼻子上脸了，才终于知道了取舍二字，不容易啊。”

张居正颇为感慨的说道。

江南势要豪右们都要给张居正一个面子，不敢过分为难申时行，申时行受点委屈，还得让步，哄着点申时行，这也导致了申时行其实一直不太明白取舍之道，这次这几个风水大师，也算是给申时行结结实实的上了一课。

朱翊钧拿出了两份杂报递给了张居正和万士和说道：“咱们的林大师和李大师，又在讨论金钱对人的异化了。”

金钱对人的异化的讨论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第一次，李贽讨论了没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穷民苦力，在生产活动中，注定会被肉食者所奴役，肉食者依靠生产资料，可以建立一种类似于主宰的权力，而穷民苦力不得不在市场上，用不公允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这种廉价劳动力的现象，在大明当下极为普遍。

只有公允才有自由，而不是有了自由，才有公允，李贽将自由诞生公允称之为两个谎言。

而现在林辅成和李贽开始了第二次的讨论，仍然是金钱对人的异化，只不过这部分的内容，已经不是离经叛道去形容了，根本就是胆大包天。

基于大明现状，从王崇古被刺杀的案子开始谈起，这两个人得到的一个结论。

金钱对人异化所诞生的畸形权力，没有家国，金钱没有家国，金钱的拥有人肉食者，也没有家国。

这个逻辑非常的简单，利润等于剩余价值，而创造剩余价值的可以是汉人的穷民苦力，也可以是虏人的底层，也可以是黑番倭奴，肉食者可以不必在意，谁为他们提供了剩余价值。

“肉食者对朝廷的不满，已经像杂草一样的在蔓延，这是值得警惕的事儿，因为大明朝廷在阻拦着他们向下无限制的朘剥利润，面对京营锐卒选锋，又无计可施的肉食者们，就会动用能够动用的一切力量，掀起风力舆论，鼓噪穷民苦力。”

张居正放下了杂报，重复了杂报中的一句话。

官选官和世袭官也可以没有家国，只要能够承担自己阶级向下滑落的代价就可以了，徐璠就跑去了泰西，相比较自己在大明的呼风唤雨，徐璠在泰西做个国务大臣，和一群蛮夷打交道，这也是一种阶级滑落。

如果有的选，徐璠肯定留在大明，但是徐阶冥顽不灵。

当肉食者没有足够的羽翼能脱离大明的时候，他们是有家国的，因为他只能在大明获得足够多的利润，他组织生产的产品，只有在大明拥有销路，这个时候肉食者们不得不有家国，因为离开了这片土地，就失去了一切。

李贽举了一个例子，大明有很多的船厂，只有七家拥有生产三桅夹板舰的能力，其余船厂只有建造二桅舢板的能力，而泰西的商人，不会购买三桅夹板舰和二桅小船，这些船厂的拥有者，就不可能脱离大明生存。

当大明提供了足够保护，让肉食者成长到可以顺着航路，去世界的舞台上竞争的时候，大明就失去了价值。

元绪群岛存在着一群反对迁徙富户充实京畿政令的反对派，他们之所以能够迁徙到元绪群岛，完全是因为大明开海政策支持，也是因为他们在大明汲取了足够多的养分。

“林辅成和李贽这两个笔杆子的观点，非常的犀利，鞭辟入里。”

张居正看着桌上的杂报，做出了正面的评价，这俩人当个意见篓子真的很合适。

张居正稍微思索了一下说道：“要阻止白银外流，同样要阻止番人入明务工。”

非我族类必有异心。

在国朝上升的时候，掌控的资源足够的多，不管是谁，都能获得比较满意的份额，自然是其乐融融，而在国朝国力下降的时候，掌控的资源不够分了，不管谁都不会满意，那这些个入明的番人，就是祸乱的根源。

张居正也不是危言耸听，是历史上发生过的教训，亦思巴奚战乱。

元至正十七年，波斯人为主的亦思巴奚军，在泉州发动了叛乱，建立了亦思发汗国，一直到十年后的至正二十六年才彻底平定，中国最繁华的泉州港毁于战火之中。

从林辅成和李贽的聚谈中去思考，很容易得到这两个政令的方向，大明实在是太自由了，在大明汲取了养分，居然能带出去，简直是不可思议。

“具体要怎么做，礼部拟个章程出来就是。”

朱翊钧将这件事交给了万士和，万士和从一开始就喊，蛮夷狼面兽心，畏威而不怀德，礼部也酝酿了许久了。

张居正面色古怪的说道：“今年松江府原定快速帆船船坞七个，七月已经完成，年底之前，能达到十个船坞，也就是说，明年起，快速帆船的产能能达到十艘；兵仗局奏闻，今岁年底之前，每年轧印银币产能将提升到500万枚，大约在明年年中，能完成650万枚的预定目标。”

“陛下，朝廷定下的目标，有些保守了，这是廷臣们忽略了规模扩大，量变引起质变的原因。”

矛盾说讲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其中就讨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是量变引发质变，矛盾说已经横空出世十二年，但在运用的时候，还是会不由自主的忽略一些因素，朝廷对目标制定的保守，就是如此。

“不不不，先生，朕以为保守一点好。”

朱翊钧摇头说道：“目标定的太高，就一定会急功近利，生产是物质的，需要遵循践履之实，目标定的稍微高一点，指不定闹出什么幺蛾子事儿来。”

朱翊钧并没有忽视规模效应，他就是故意设立了一个不是太高、可以完成的目标，不是为了松弛感，而是防止大明官僚们的倍之和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