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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3页）

观察他们所以会这样的原因，都在于失去了根本啊！

所以《周易》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因此说，‘臣杀君，子杀父，不是一朝一夕才这样的，而是长时期逐渐形成的’。

所以，一国之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当面有人进谗他看不见，背后有窃国之贼他也不知道。

身为国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处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样做才合适，遇到出乎意料的事变不知用变通的权宜之计去对付。

作为一国之君和一家之长却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恶名。

作为大臣和儿子的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因为阴谋篡位和杀害君父而被诛杀，得一个死罪的名声。

其实，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干好事，做了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受了毫无根据的批评而不敢反驳。

因为不通礼义的宗旨，以至于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做儿子的不像儿子。

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大臣们就会犯上作乱；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就会遭到杀身之祸；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就是没有伦理道德；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就是不孝敬父母。

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

把这四种最大的过错加在这些人身上，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托。

所以《春秋》这部书，是关于礼义的主要经典著作。

礼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恶于已然；法的除恶作用容易见到，而礼的防患作用难以被人们理解。”

壶遂说：“孔子的时代，国家没有英明的国君，下层的贤才俊士得不到重用，孔子这才写作《春秋》，流传下这部用笔墨写成的著作来判明什么是礼义，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

现在，您太史公上遇英明的皇帝，下有自己的职守，万事已经具备，都按着适当的顺序进行着，太史公所论述的，想要说明什么宗旨呢？”

太史公说：“对，对！

不对，不对！

不是这样的。

我曾从先父那里听说：‘伏羲最纯朴厚道，他创作了《周易》中的八卦。

唐尧、虞舜时代的昌盛，《尚书》上记载了，礼乐就是那时制作的。

商汤、周武王时代的兴隆，古代的诗人已经加以歌颂。

《春秋》歌颂善人，贬斥恶人，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德政，颂扬周王朝，并非全是抨击和讥刺。

’自从汉朝建立以来，直到当今的英明天子，捕获白麟，上泰山祭祀天地之神，改正历法，更换车马、祭牲的颜色。

受命于上天，德泽流布远方，四海之外与汉族风俗不同的地区，也纷纷通过几重翻译叩开关门，请求前来进献物品和拜见天子，这些事说也说不完。

大臣百官尽力歌颂天子的圣明功德，但还是不能把其中的意义阐述透彻。

况且，贤士不被任用，这是国君的耻辱；皇上英明神圣而他的美德没能流传久远，这是史官的过错。

况且，我曾经做过太史令，如果废弃皇上英明神圣的盛大美德不去记载，埋没功臣、贵族、贤大夫的事迹不去记述，丢弃先父生前的殷勤嘱托，没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了。

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情，整理那些社会传说，谈不上创作，而你却把它同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这就错了。”

于是编写《史记》。

过了七年，我因“李陵事件”

而大祸临头，被关进

了监狱。

于是喟然长叹：“这是我的罪过啊！

这是我的罪过啊！

身体被摧毁了，不会再被任用了！”

退居以后又转而深思：“《诗经》和《尚书》辞意隐约，这是作者要表达他们内心的思想。

从前文王被囚禁在羑里，就推演了《周易》；孔子在陈国和蔡国受到困厄，就写作《春秋》；屈原被怀王放逐，就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这才有了《国语》；孙膑遭受膑刑之苦，于是研究兵法；吕不韦谪迁蜀地，后世却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说难》、《孤愤》才产生；《诗经》三百零五篇，大多是古代的圣贤之人为抒发胸中的愤懑之情而创作的。

这些人都是意气有所郁结，没有地方可以发泄，这才追述往事，思念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