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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朝鲜战争 上（第3页）

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女真尼荡介骚扰朝鲜，朝鲜手忙脚乱，一度无法组织有效抵抗，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担忧国防问题，如时任兵曹判书李珥在经筵上向宣祖提出“养兵十万论”

，不仅柳成龙当场以“无事养兵即养祸”

为由来反驳，而且此时朝鲜积弊已深，难以在短时间内振刷武备。

除了军事上的不堪一击，朝鲜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16世纪前期，朝鲜勋旧、士林两大势力斗争，引发四大士祸，最终以士林得势结束。

到了朝鲜宣祖在位时，士林又分化为东人和西人，东人·很快分化为南人和北人，开启了朋党之争，酿成了己丑狱事这种流血事件。

在经济上，朝鲜本来就贫穷，加上过重的贡物负担、“防纳”

的弊端和军布负担增加等等，引发大量农民逃亡，使朝鲜财政状况不断恶化。

在政治、经济状况都在走下坡路的情况下，朝鲜社会也逐渐动荡不安，民众对朝鲜王朝身份制度日益不满，“民乱”

时有发生，如16世纪60年代的林巨正之乱。

当时朝鲜的情形正如一名叫梁千会的生员所指出的那样：“我国土瘠民贫，赋役烦重，农无连岁之稔，民鲜一年之蓄……方今朝廷之上，贪婪堵立，廉耻都丧。

在位之臣唯以植党营私、荣身润屋为事，而边将有债帅之讥，守令皆善事之人，上下交征，皆以割剥元元为务。”

总之，在日本入侵朝鲜之前，表面和平稳定的朝鲜内部已矛盾丛生、危机四伏。

东亚关系

东亚地区长期存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朝贡体系），朝鲜半岛一直是该体系中最重要的藩属国之一，而日本则长期游离于该体系之外。

蒙古人在中国建立元朝后，试图通过战争来征服日本（元日战争），但以失败告终。

明朝开国后，在力求继承元朝的宗藩体系的同时，也试图招谕日本来朝贡。

15世纪初，随着朝鲜国王李芳远和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先后获得明朝册封，日、朝两国均加入该体系，但对明朝的依赖情况有很大差异。

朝鲜不仅定期遣使朝贡于明，还自觉在国内遵用明朝年号、恪守诸侯法度，标榜“至诚事大”

，日本侵朝不久前结束的“宗系辨诬”

一案即反映出朝鲜王权的合法性依托于明朝的权威；而日本只是为了在朝贡贸易中获益，由幕府将军代替真正的国主（天皇）接受明朝册封，国内依然用自己的年号、僭越帝制，以“神国”

自居（参见神国思想）。

因此朝鲜宣祖有朝鲜是中国“孝子”

而日本是中国“贼子”

之说。

[30]日、朝两国之间则在宗藩体系下以对马岛为媒介进行平等往来（朝鲜称为“交邻”

），对马岛与朝鲜缔结《癸亥约条（癸亥条约）》，通过与朝鲜的贸易来获取必要物资。

东亚三国的这种交往模式使一度猖獗的倭寇现象逐渐消弭，维持了百余年的和平。

15世纪后期，东亚三国在宗藩体系下所维持的平衡状态开始逐渐发生微妙变化。

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后，与朝鲜、明朝的官方往来先后中断，逐渐脱离了东亚宗藩体系，取而代之的则是武装走私的倭寇猖獗，尤其在16世纪中期对明朝东南沿海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明朝将领戚继光、俞大猷等平息。

朝鲜亦受到对马岛的骚扰（三浦倭乱、蛇梁倭变、乙卯倭变等），但规模不大，并通过《壬申约条》《丁未约条》来限制同对马岛的贸易。

与此同时，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方商船进入东亚，也让朝贡贸易及其所依托的海禁政策更加松动。

日本在东亚三国中接触西方相对较多，并从与葡萄牙人的贸易（南蛮贸易）中获益。

天主教（吉利支丹）在日本尤为盛行，以致丰臣秀吉不得不推出“伴天连追放令”

来加以管制。

因此，16世纪以来东亚国际关系所呈现的这种变化也成为丰臣秀吉敢于挑战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东亚秩序的重要背景。

战争起因

秀吉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