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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征安南战争 明缅战争 明东南沿海抗倭之战 中（第6页）

底马撒宣慰使司。

明朝云南27个外边行政区，承担“羁縻差发”

的仅15个土司，而且“羁縻差发”

额征多者不过征银千两，少者如钮兀长官司仅11两银，根本不能与正式政区赋税负担同日而语，体现了明朝云南“在夷地者，赋役、讼狱悉以委之，量编差发，羁縻而已”

的经济政策。

综观明代纂修的两部总志和四部通志关于云南政区的记载，明代云南存在“内”

、“外”

分野的两套行政建置，一套为具有腹里内地特征的云南布政司领属的直隶府、州、司；另一套为具有“外”

边区特征的政区。

这一特殊政区模式形成和发展于明洪武后期至永乐年间，延续直至明末。

明朝对云南由此形成腹里政区与外边政区两种管理方式，但无论“内”

、“外”

，均是明朝版图和疆域，所谓政区所置，版图所在，这是明代国家疆域观的体现，反映了明朝西南版图的自身特点。

明朝云南创制的外边政区，符合政区划分和发展的原则，是国家根据政治和行政管理的需要，充分考虑内地与边疆的经济联系，以及明代云南西南边疆复杂的地理条件、民族分布、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地区差异、人口密度及国际地缘政治等客观因素，从而对西南边疆外弧地带实行因地制宜的管控。

这一体制符合明朝统治集团在西南边疆的根本利益，达到了对西南边疆的“外夷之治与内地殊异，非徒赖以抚安，而实资以控制”

的行政效果。

从本质上看，明朝在云南实施“内”

、“外”

分野的行政区划制度，是边疆行政管理格局下的“内边”

和“外边”

政区之分，同时对云南西南边疆弧形外环的“外边政区”

区域实行军管性和羁縻性的统治。

明代云南外边政区具有军管性和羁縻性两大特点。

其军管性实质在于“外御贼寇，内固门庭”

，明朝西南边疆无需驻扎重兵，即可依靠外边政区土司的“外护”

作用形成西南边疆的藩篱和屏障。

其羁縻性质则是不改变原有民族社会结构，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官建制，维系外边政区土司对明朝的国家认同和版图上的归附，以实现稳定明朝西南边疆国家疆域的目的。

明代云南外边政区的设立及其特征体现了明朝疆域观在行政管理上的灵活性，确保了明代西南边疆曾经拥有较长时间的稳定，为中国现代国家领土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战争过程

第一阶段

西方的葡萄牙殖民势力开始进入到中南半岛对云南边地的土司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通往印度的新航路。

至此，大量的葡萄牙殖民者通过此航线进入印度洋海域国家。

1519年，葡萄牙设土库于下缅甸马都八，开始对缅甸施加影响。

为满足其自身的利益需求，深入到缅甸地区的葡萄牙人开始同孟密进行宝石贸易，随着西方势力的介入，边地土司之间的局势更为复杂。

嘉靖九年（1530年）正月，明世宗再次下旨到云南采办宝石。

刘臬陈言采买宝石之弊，揭露了孟密同葡萄牙人“西洋番舶”

进行宝石贸易的情况，也批判往年采办宝石时孟密“故违稽迟”

的行为，同时也认识到孟密当地的瘴疠对于采办人役所造成的生命健康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