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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起义（第1页）

明末农民起义

历史背景

政治腐朽

阶级压迫和阶级矛盾

明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现在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

如：福王朱常洵在洛阳所修的王府，花费白银二十八万两；朱常洵就藩时，还得到明神宗上等良田四万顷。

朱常洵还不满足。

他在洛阳与民争利，百姓有了灾荒，舍不得拿出钱来赈济。

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压榨下，全国各地反抗斗争层出不穷，例如；1588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发刘汝国领导的上万农民起义；1589年，李园朗、王子龙在广东始兴、翁源一带起义；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浙江、福建、南京、山东均有大规模的暴动。

1627年，陕北澄县饥民暴动，由此拉开了有李自成参加和领导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陕西地区成为农民起义的中心地。

税收严苛和土地兼并

明中期以后，国家财政的破产和赋税的加派，不断提取太仓银两供自己享用，甚至把外库的藏银输入户部，导致国家财政内外交困，面临破产。

为了应付日益增多的军费开支，朝廷不断地加派赋税，明朝统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以征矿税为名，派遣了大量矿税监，横征暴敛，鱼肉人民。

加重百姓负担，加速了阶级矛盾激化。

从皇室到官绅地主兼并土地愈来愈猖狂，他们依靠政治权势大量地侵占官地和私田。

皇帝在畿辅地区设立了许多皇庄。

宗室诸王、勋戚、太监也通过“乞请”

和接受“投献”

等方式，霸占了越府跨县的大片土地，成了全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

组织制度体系缺陷

明末农民起义爆发的表面原因在于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和剥削程度的急剧加重，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社会各阶层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加派激化矛盾。

而其深层次矛盾则在于明朝中后期的制度体系—宦官和赋税制度。

军制的败坏

屯田制中的军屯制度到后来弊端暴露无遗，首先是克扣粮饷，明后期，将领克扣士卒粮饷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他们用脧削所得，过着糜烂生活，且向兵部官员、监视太监和纪功御史等人行贿，营求升迁或开脱罪责；其次就是军队的屯田多被军官、豪强和内监占夺，使得军队失去了粮食的来源，这就决定了霸占军田的人同士卒的矛盾必然激化，平时摩擦甚多，战时更不可能做到上下齐心；第三就是军纪败坏‘，军纪败坏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杀良冒功”

，于是官军往往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滥施屠杀。

史籍中所说，“今官兵所至，动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居积，淫妇女，焚室庐。

小民畏兵，甚于畏贼。”

；第四时明末的兵变是统治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

万历以来，军队由于缺饷而哗变的事件已时有所闻。

天启年间，福宁、杭州等地也先后发生兵变，还有援辽军队哗变于河北玉田县的事。

天灾不断

17世纪开始的中国气候，此时的明朝处于明朝小冰河时期，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中国气候显著变冷，北方风沙壅积日甚，旱灾逐年增多，农业收成锐降。

与此同期，中原气温与北方农牧带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汉以来的最低点。

整个明末时期始终伴随着旱灾、寒流、蝗灾、水灾、鼠疫、瘟疫等，此后中原气候持续下降，天下大乱，狼烟蜂起。

直接起因

明中后期，随着吏治的全面败坏，驿递制也弊窦丛生。

大小官吏往来于道路时，令驿站提供超过实际需要的供应，其超过的部分折成银子纳入私囊，如此便加重驿站人员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