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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 下（第3页）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隋炀帝迁都洛阳都体现了洛阳地位的重要。

反之，关中地区的优势与重要性逐渐下降。

一是唐朝时期关中的自然条件大不如以前。

关中在遭受了几次战乱的破坏，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和隋末战乱的破坏之后，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严重，泾、渭、北洛等河含沙量大大增加，河水灌溉能力减弱，同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却增加了。

如唐前期郑国渠的灌溉量尚不及秦汉时代的14。

由于人口不断加剧，使土地失去了可负荷能力，导致地狭人稠、人均可耕地面积减少。

虽然当时关中地区号称沃野，“所出不足以给京师”

。

如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因富商大贾竞造碾硙，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已经从四万余顷下降到一万余顷。

隋文帝常带领百官趋食洛阳，隋炀帝为此迁都洛阳，更狼狈的是，永淳元年（682年）四月，关中灾荒，米都三百，因仓猝出幸洛阳，扈从之士有饿死于道中者。

唐中央政府全靠东南粮运支撑。

史载，唐德宗时，“关中蝗，食草木都尽，旱甚，灞水将竭，井多无水。”

百姓嗷嗷待哺，“聚泣田亩。”

德宗曾因长安粮尽，得不到犒饷的禁军酝酿哗变，与太子相拥而泣。

当得知发自扬州而中途受阻的运船已接近长安，德宗喜不自禁地跑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再次，洛**备良好的区位优势。

它左据城皋，右阻渑池，前临嵩山，后界大河，所谓“天心地胆之中、阴阳风气之令，困通八达之所，声名文物之区”

。

时人陈子昂亦说，洛阳地区“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

。

陈建《建都论》云：古今天下都会有四，然论时宜地势，尽善全美则皆不如洛阳，夫建都之要，一形胜险固，二漕运便利，三居中而应四方。

惟洛阳三善咸备。

隋炀帝幸洛阳诏亦云：“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

故……自古帝王，何尝不留意”

。

就地理位置而言，唐朝建立后，历经太宗、高宗两朝，疆土得到不断扩大。

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朝的疆土达到极限：“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

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

此后直到武则天时期，疆土虽时有变化，但都大于唐朝建国初期。

长安在版图上的位置偏西，失去了居中而摄天下的作用。

而洛阳西接关中盆地，东连华北平原，自古就被称为“天下之中”

。

若就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来说，从洛阳出发，北通幽、燕，西接秦、陇，东达海、岱，南至江淮，距离大体相等。

因此，以洛阳为都可以居中而摄天下。

地理形势而言，洛阳北枕黄河，隔河遥峙太行、王屋等山，又有北面的邙山作天然屏障；南有险峻的伊阙，再南遥峙熊耳、少室诸山；西控崤、函之险；东扼虎牢、黑石等关；中有土壤肥沃的伊、洛平原，粮食足以自给。

这种“控以三河，固以四塞”

的形势要地使洛**有制内御外的优越军事条件，也成为洛阳适宜作首都的主要原因。

洛阳城的建都理念也深为武则天所喜爱。

今天，若以洛河为东西轴线，分布洛南和洛北两个城区，正好与隋唐洛阳城的布局一致，只不过古人提出了一个更浪漫的城市建设理念，这就是“洛水贯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