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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经济（第2页）

安史之乱后，庄园制的形成导致土地兼并严重，越来越多的自耕农成为地主的佃户。

这种情况导致税收人口紧缺。

据统计，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国家控制的人口一千六百九十九万零三百八十六，其中纳税人口只有两百三十七万零七百九十九，户口逃匿者越多，旧有的户口名籍，则不敷使用。

唐朝的财政陷入崩溃；租庸调制度便无法继续实行。

为解决财政困难，刘晏开始实行赋税制度改革，采用“疾足”

来回报各地经济风景，以便稳定物价，优化税收。

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唐朝的财政制度由租庸调法改为两税法。

两税法沿袭过去地税和户税的形式，按田亩的多少收地税，按户等的高低抽户税，以征收实物为主，缗钱为次，且以实物价值折算得额。

另外因为简便而且公平，后代各朝持续沿用。

但是，两税法有诸如钱重物轻等弊病，只能暂时缓解唐朝的财政收入，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官僚、地主、大商人仍利用特权手段减税、免税、逃税。

唐后期随着物价上升，两税制度对平民的剥削愈来愈严重。

唐朝后期，为解决财政拮据的局面，实行盐铁专卖制度。

政府设立盐铁使管理各地的专卖情况。

结果导致物价飞腾，民怨四起，民间贩卖私盐者不在少数。

而盐铁专卖制度也是黄巢之乱的直接原因之一。

赋税制度

唐朝户籍制度沿袭隋朝，行三等户制。

前期的赋税制度，大提承袭隋朝，于624年颁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均田制是政府授田给人民而征其租赋，分成公田与私田。

身死后公田缴还政府重新分配，剩下可以传后的私田即“永业田”

。

由于隋末民变产生大量无主土地，所以唐朝前期有充足的土地推行。

除了人民之外，政府官员与王公贵族也各有额定的永业田。

相较隋朝，唐朝对土地的买卖宽松了许多，但仍有严格的限制。

租庸调制方面，租是授田男丁每年缴固定的栗或稻，庸是每人每年要为国家服的劳役，调是每丁按照当地特产缴纳绢麻之物，如果不产绢麻可用银两代替，庸和调也可用一定数量的绢免役。

唐朝前半叶，户税逐年上升，唐高宗时约收户税十五万余贯，至唐玄宗时已高达二百多万贯。

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对人民的经济压力不会很大，但是人口流动不能过大，户籍和田籍需要齐全清楚。

如果政治败坏，田地过度兼并，闲田过少，人民过度避税，这两个制度就会走向瓦解。

武周末年均田制开始形同虚设，政治渐不以往。

加上突厥、契丹连年入侵，人民逃避徭役，逃亡者渐增。

唐玄宗天宝后期，不课税的户约占全国总户三分之一；不服役的人口约占全国人口六分之五，逃税情况普遍存在。

安史之乱后，户口逃匿者增加，租庸调制无法继续实行，所以在唐朝后期出现了两税法。

唐德宗时期，宰相杨炎制定两税法，并且废除其余名目的租税。

两税法即政府以当地现有的男丁与田地数为依据，划分等级，规定分两次于夏天、秋天纳税。

而商人是以货物总值的三十分之一，于所在的州县纳税。

其税额，原本用钱为单位，到唐穆宗时以布代替。

这样，官僚、贵族、地主和商人都要合理纳税，减轻了平民的负担，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两税法虽然简化赋税方式，但是授田制度被废除。

使得户籍持续陷入混乱，田地兼并的问题也都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