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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海禁（第4页）

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

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并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

督饷馆对私人海外贸易管理的内容主要有：出海贸易的船只不得携带违禁物品；船主要向督饷馆领取船引并交纳引税。

此外，对日本的贸易仍在禁止之内，所有出海船只均不得前往日本。

若私自前往，则处以“通倭”

之罪。

虽然仍有着诸多管理和限制，开放的月港也只是一处小港口，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至此毕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只要遵守政府的管理限制，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就被视为合法经营。

政策和制度上的这种局部的和有限度的调整，史称“隆庆开关”

。

隆庆开放使民间私人海外贸易摆脱了走私非法境地，开始有条件地公开进行和较为正常地发展，并迅速发挥了积极作用。

史载隆庆初，仅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

，成效明显。

据学界研究，当时明朝的产品诸如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广受世界各国欢迎，而许多国家缺乏名优商品能满足明朝的国内需求，只好以白银支付所购明朝商品，引致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据估计，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72年间，自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国输入明朝的银元，至少在1亿元以上，有力地促进了明朝国内商品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评价

张立娜：明立之初的海禁作为新王朝立足未稳的防卫之策出台，而洪武十四年之后的海禁沦为了多疑的明太祖翦除政治对手、防止海内外勾结的副产品。

洪武三十年里的严禁为后世的朱明君主创留了恶例。

胡海静：明朝的海禁政策严重影响到了明朝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边海百姓的安全，在倭患解决以后，明朝就解除了海禁，这一点和清朝海禁有很重大的区别。

王冬青：明朝中后期的屯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是近代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第一次海上军事冲突，造成冲突的根本原因是近代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和海禁政策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刘莲：明朝时期的中日关系曲折发展、倭寇的不断侵扰成为明朝政府实行"

海禁"

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彭晔：十四世纪时期明朝开展了一系列的海禁运动主要是为了防止沿海军阀余党的叛乱以及海盗滋事。

郭学礼：明朝海禁不但没有禁住老百姓，沿海民众反而冲破海禁封锁纷纷下海从事走私贸易活动，海禁政策形同虚设，走私屡禁而不止。

聂德宁：在明朝海禁专制政策的长期限制之下，民间海外贸易活动步入了艰难发展的道路。

戚畅：为打击私人贸易，明朝建立伊始就厉行海禁，中外贸易失去了正常通道；为实现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控制，明廷又大力发展官方的朝贡贸易，由市舶司统一收购使团附载货物，以垄断朝贡贸易的利润。

明代朝贡贸易和海禁的结合形成了明朝特殊的官方贸易垄断制度—朝贡贸易体制。

争议

中国明清时期实施的海禁政策，通常指控就是限制了沿海民众的正常谋生之路，而早期的麻制渔网质料很差，需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加上食物储存技术不佳，即使不禁出海也鲜有人“出海”

捕渔。

定位、星象、渔讯、气象、风象这些在早期皆是大问题，航至台湾都算生死攸关的事，并不是普通渔民就可以处理的事务，稍大吨位的帆船也不是个人能负担得了的，所以当时多是利用涨退潮以石沪、中国渔网或鸬鹚、舢舨等从事沿岸捞捕。

民间贸易虽被禁而在明代的官船、南洋船、县船并未禁绝，对于民间沿海船只也仅强迫改为不利远航的平底船及严禁民造双桅船（渔船不可能大到有双桅船编制），明代沿海船只真正被禁绝的时间不多，严格来说是从没禁近海船只，仅规范远洋船只，却可以有效制止粮食因无德商人因贪图东洋银货外流，及违禁品比如铜及铜制钱的外移，造成国内物价不稳定及米价等民生必需品高涨的情形，甚至引发粮食危机，尽管海禁实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走私和打击海盗，但实际上，真正受到打击的是本地渔业及国内的沿海贸易，海盗和走私商人的活动反而因为海禁的存在，而更为猖獗，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相当消极的影响。

现代普遍的说法是纵贯明朝统治期间，“海禁”

一直是明政府对海洋的基本政策，不仅远洋性质的海外民间贸易被禁止，明政府甚至不容许百姓进行捕渔业及沿海贸易。

事实上仅沿海驾艇或舢舨的疍家、渔民，在明一代从未消失，直至清初的迁海令，故此说有夸大之嫌，若完全无海运能力，靖难之后就不可能怀疑建文帝有船可逃至海外，就更别说明成祖之后的七下南洋。

从官方的明文诏令看，海禁是有明一代的基本国策，似乎只有隆庆年间有开放漳州月港的明令。

但如果以“不禁止即为开放”

的标准看，又似乎只有洪武、永乐和嘉靖年间等个别时期有不断重申的海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