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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北之战（第1页）

漠北之战

战争背景

自元朔二年的河南之战、元朔五年至元朔六年的漠南之战以及元狩二年的河西之战等几场具有战略意义的汉朝对匈奴战争获胜后，西汉王朝在河套地区设立了朔方郡、五原郡，又调发十万多人修筑并守卫朔方郡[2]；在河西地区设置了武威（今甘肃民勤地区）、张掖（今甘肃张掖以北）、酒泉（今甘肃酒泉）、敦煌（今甘肃敦煌西）四郡，历史上称为“河西四郡”

。

卫青夺取阴山地带之后，西汉王朝取得了对匈战略意义上的主动权，汉武帝得以实现将匈奴驱逐回漠北，甚至逼迫匈奴进一步西迁，从而使西汉王朝在蒙古高原建立起战略优势的目标。

根据《汉书·匈奴传》记载：“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其地，攘之于幕北。

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

匈奴失去了阴山地带，从而丧失了进入中原地区的地理通道，由此在战略态势中处于被动地位，“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

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

。

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后，长期被匈奴做为从西方进袭中原的战争策源地的河西地区也逐渐变成了稳定发展的农业生产地区。

后来西汉王朝又迁徙关东贫民72万余人，定居于陇西、西河、上郡、北地等地区。

以上戍边策略及其配套措施，使得“烽火甘泉”

之危得到彻底解除，对巩固河南、河西地带，发展当地社会生产，也具有长远的重大战略意义。

汉王朝由于夺得了河西地区，基本扫除了西部匈奴势力，遂将陇西、北地、上郡三郡戎卒减少一半。

匈奴奴隶主统治集团对其右部的惨败已无可奈何，对日益面临汉王朝更大打击的局面也一筹莫展。

这时，以前在汉匈漠南战役中投降匈奴的翁侯赵信（匈奴降将，后叛逃回匈奴），已娶伊稚斜单于姐姐为妻，深受单于器重，被匈奴当成仅次于单于的显赫人物。

他向单于建议说，我大军退居大漠以北，以引诱汉军来攻，待汉军疲惫不堪之时，再行攻击，必然置汉军于死地。

此建议很受单于的重视。

战争起因

汉朝相继消灭了匈奴的右贤王、浑邪王、休屠王等势力之后，基本解除了对西汉首都长安和来自西方的威胁，但匈奴单于本部依然拥有相当的实力，是危害汉北部边境的安全和妨碍西汉王朝统一我国北方地区的强大势力。

西汉王朝为了推进我国北方地区的统一，彻底消灭匈奴，在经过了近两年的发展经济、改革税收、积累财富、秣马厉兵的认真准备之后，决心向匈奴单于本部的势力发动进攻。

元朔六年（前123年）漠南会战后，匈奴伊稚斜单于撤兵漠北的目的之一，是企图“诱罢汉兵，缴极而取之”

。

不料汉武帝却转攻河西，占领了河西走廊，使匈奴的诱兵之计落空。

恼羞成怒的伊稚斜单于，于元狩三年（前120年）春袭掠右北平、定襄两郡，企图借以激怒汉武帝，诱使汉军北进，在漠北予以歼灭。

鉴于匈奴单于本部仍具相当实力并严重威胁汉朝北部边疆安全的现实，考虑到汉军经过以往多次实战的锻炼，已经积累了使用大规模的骑兵集团远途奔袭的作战经验，汉武帝决意加强北线进攻。

一举消灭单于本部势力。

战争经过

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下诏实行币制改革，又令“初算缗钱”

，实行盐铁专卖，以筹集战争所需要的大量物力和财力。

同时，与诸将商议对匈奴的作战方针。

他认为：“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漠）轻留，今大发卒，其势必得所欲。”

决计利用赵信的错误判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从而确定了一个集中兵力、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的作战方针。

汉武帝调集14万骑兵，随军战马14万匹，步兵及转运夫10万人，由卫青和霍去病统帅，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发，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

单于闻讯，转移辎重，部署精兵于大漠北缘，迎击汉军。

汉武帝原拟以霍去病部由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北进，闻单于东去，乃改令其出代（今蔚县东北），命卫青部出定襄。

卫青率前将军李广、校尉公孙敖、右将军赵食其、后将军曹襄等出塞后，得知单于并未东去，遂自领精兵疾进，令李广、赵食其从东路迂回策应。

卫青行千余里，穿过大漠，与早已布阵的单于本部接战，卫青先以武刚车（兵车）环绕为营，稳住阵脚，随即遣5000骑出战。

至日暮，大风骤起，沙石扑面，卫青乘势指挥骑兵从两翼包围单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