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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零九章 私宴（第5页）

但对于旁边几个部寺里工作的郎中、员外郎、主事等人来说，可就一点都不好了，这可是招招都窝在他们的软肋上。

采购权就不说了，这是最大的油水所在，但自从刑部纸札事件东窗事发以后，因为涉及到整个京师商业的发展问题，所以各种相关用品的采购权被统一取消，现在想“吃拿卡要”

那是难如登天。

而没了采购权上的“吃拿卡要”

，基本就只剩下了倒腾物资，以及胥吏的孝敬。

现在走关系进来的胥吏马上都要被陆续清退了，仓库更是开始了各种查账，谁心里慌那肯定是谁心里自己知道。

可又有什么用呢？

整顿吏治的三板斧，考成法、京察，都已经砍到了官员们的身上，带出了一片鲜血淋漓，官员们都无力反抗，最后一板斧砍到了小吏头上，话语权更少的小吏，也只是徒呼奈何罢了。

“庆历新政未尝不是如此。”

这时候，一直没出声的大理寺少卿吕震开口道。

这是一句很微妙的话，听到不同人的耳朵里，就有不同的效果。

对于对这些新政策心怀不满的人来说，这就是在阴阳怪气，但对于支持变法或者说变法的受益者来说，这似乎也就是一句中性的话语，并没有谁能从中指摘些什么。

而且很多事情也并仅仅是能用“支持”

或“不支持”

变法来区分立场和态度的，在不同的职位上，对此的态度也截然不同。

比如内阁的人，虽然可能他们表面认同但心底里不太认同变法，可对于整顿吏治，他们反而是支持的，因为损害的不是他们的利益，又符合他们的政治道德观。

而对于因为支持变法而骤升高位的鸿胪寺卿解缙、光禄寺少卿李伟来说，这些新的吏治整顿政策，确实损害了他们的实际利益，但这些实际利益跟他们的仕途比起来，却是相对微不足道的。

至于国子监祭酒胡俨，这种两袖清风的人，反倒是不太认可进一步整顿吏治的行为，这些政策不损害他的利益甚至不影响他的仕途，但却有悖于他的政治道德观。

这还仅仅是在场的这十几号人的不同立场、态度、观点.只能说政治多样性有的时候跟生物多样性并无区别，都是足够千奇百态的。

金幼孜眼看风头不对，作为今天宴会的主人，他只是借着生日的名义邀请同僚小聚，巩固一下人脉、联络一下感情，可不想闹出什么事端来，赶紧说道。

“庆历新政，怎么能跟今日之变法相提并论呢。”

“为何不能？”

出乎众人意料，别人还没吱声呢，作为醇儒的胡俨，竟是先捻须反问道。

“庆历新政以‘明黜陟’严格官吏升降制度，把早先的按照官员的资历年限升官且只升不降的磨勘制度，改为依据政绩考核来决定官吏的升职或降职，与今日之考成法，难道不是一个道理吗？”

这话倒是从理论上来讲没毛病，但结合庆历新政的结局，却似乎总是有所意指。

实际上，庆历新政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吏治整顿的太狠，范仲淹等人整顿吏治的种种举措，把一大批政绩不够的官员给从高位上撸了下来，还有很多养尊处优等待荫恩做官的高官子弟没了前途，再加上对于提拔官员，也就是“择官长”

，也确实有着“如何择”

的问题，新政者肯定是要用人唯亲的，也因此把很多自己的亲朋故旧提拔到了关键位置，这样一来，就导致从上到下，从官员到官员预备役，都被损害了利益，直接动摇了统治基础，因而宋仁宗感受到了皇位晃动的威胁后，马上停止了庆历新政。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考成法、京察这前两板斧固然跟“明黜陟”

没什么区别，而这砍向各部寺基层物质利益的第三板斧，跟“抑侥幸”

、“均公田”

，也是同样的道理。

话到这里，借着酒劲儿，话题自然就延续了下去。

大理寺少卿吕震问道：“诸位，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原先的大理寺少卿，就是在大理寺卿陈洽与工部尚书黄福一起去安南筹备军饷时顶班参与审理李至刚案的虞谦，现在升任了太仆寺卿，而吕震资历、履历都相当了得，这时候他继续引导话题，众人倒是还真就没法硬避过去。

吕震也是洪武朝国子监太学生出身，老朱曾经让他出稽两浙田赋，干的不错，因此擢升了山东按察使司佥事，后来又调入户部担任主事，建文朝初年升任北平按察佥事，靖难之役的时候投降了朱棣，在成为大理寺少卿之前担任着真定知府（正四品），而大理寺少卿在明初本来是从五品，但洪武二十二年的时候升为正四品，所以品级上吕震是从地方大员平调入京的，可实际上却是高了半个任用。

跟很多北平系文官不同，吕震在洪武朝的时候就厮混于京中和山东、浙江，朋友很多，跟洪武-建文这拨人的关系也很不错，属于难得的两头都能顾得上的人，这种人本身就左右逢源，再加上仕途苗头不错，因此无论是什么圈子、派系的聚会，所以都很乐于邀请他。

解缙咳了一声，只道：“古今不同，不可概一而论，不过变法乃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整顿吏治纵有阵痛，也是必然的。”

显然，解大绅不愧是用肉身替变法挨过两刀的坚强战士，这个立场不是一般的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