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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8章 严嵩 权力巅峰与晚年的凄凉终局（第2页）

五年后，他又晋升为国子监祭酒，负责最高学府的教育管理。

到了嘉靖十一年（1532年），严嵩再上一步，成为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调任南京吏部尚书，掌握了更为关键的官吏选拔大权。

嘉靖十五年（1536年）的朝觐考察，成为了严嵩仕途中的重要转折点。

他被世宗留用，不仅担任礼部尚书，还兼任翰林院学士，这意味着他与皇帝的接触更为频繁，关系日益密切。

嘉靖帝对礼制的重视，使得礼部尚书的位置尤为重要，往往被视为进入内阁的跳板。

严嵩在此期间，为了迎合帝意，不惜改变自己原先的观点，积极参与到礼乐制度的修订中，甚至不顾辛劳，日夜奔波，以确保皇帝的每一个要求都能得到迅速响应。

嘉靖十七年（1538年），围绕献皇帝庙号与入太庙的问题，朝中争议不断，严嵩起初试图阻止，但在嘉靖帝的严厉质问下，他迅速转变立场，提出了详尽的礼仪方案，成功顺应了皇帝的意愿，这也标志着大礼议的最终落幕，严嵩因此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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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首辅夏言因故被革职，严嵩迎来了权力的巅峰时刻。

他被加封为少保、太子太保，同时担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正式进入内阁，依旧执掌礼部事务。

四、迫害忠臣

随着夏言与明世宗关系的逐渐疏远，严嵩瞅准时机，开始精心布局，逐步排挤这位曾经的恩主。

夏言因反对世宗沉迷道教，态度傲慢，不再受到皇帝的青睐。

而严嵩则善于察言观色，对皇帝的每一个细微喜好都倍加留意，比如在世宗赐予沉香水叶冠时，夏言不屑一顾，严嵩则每次出朝必戴，且以轻纱笼之，这种明显的对比让世宗对严嵩的好感日益增加，而对夏言的不满则日益加深。

严嵩的权力逐渐稳固，被晋升为太子太傅后，他开始着手清除夏言的影响力。

严嵩利用各种手段挑拨离间，促使世宗最终罢黜了夏言，从而独揽大权。

在夏言被罢免的空档期，虽然有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与严嵩共同参与朝政，但实际上世宗只信任严嵩，对他言听计从。

严嵩的权谋不止于此，他还巧妙利用外患来构陷夏言。

当鞑靼入侵河套地区时，陕西总督曾铣主张收复失地，这一提议得到了夏言的强烈支持。

然而，严嵩却视此为扳倒夏言的良机，他暗中勾结皇帝身边的近侍，指控曾铣轻率挑起边疆战事，同时唆使边将仇鸾诬告曾铣隐瞒败绩、侵吞军饷，并与夏言相互勾结。

严嵩在世宗面前极尽渲染，称夏言与曾铣图谋不轨，世宗信以为真，最终导致曾铣被处决，夏言也被打入大牢。

即便夏言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短暂复出，但严嵩的嫉妒与仇恨并未消减，表面上对夏言恭敬有加，暗地里却密谋报复。

严嵩再次利用撰写青词（一种向道教神灵祈福的文体）的机会，赢回了世宗的宠信。

最终，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严嵩利用流言蜚语，使世宗相信夏言背地里诽谤自己，夏言因此被斩首，其亲信亦遭到清洗。

至此，严嵩完全掌控了内阁，独揽朝纲，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专权统治。

五、青词宰相

嘉靖帝对斋醮的热衷，推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建筑项目，如斋宫与秘殿的修建，这些建设工程规模宏大，动辄牵涉数万人的劳动力，耗资巨大，每年的花费高达二三百万两银子，远远超出了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

面对资金短缺，严嵩竟然要求臣民捐资，甚至采取额外征税的方式，严重加重了民众负担，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国家经济的进一步恶化，民众生活困苦，社会矛盾加剧。

严嵩在这场耗费民脂民膏的狂热中扮演了推手的角色，其责任无可推卸。

严嵩之所以能在朝中稳居高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撰写青词的能力。

他擅长用华丽的词藻和虔诚的情感，准确地表达出皇帝对长生的渴望与对天神的敬畏，使得嘉靖帝对他的青词赞赏有加，几乎到了非严嵩之词不足以表达心意的地步。

严嵩为了保持这份宠爱，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在国家危急关头也不惜牺牲政务，专注于青词的创作。

庚戌之变，即蒙古俺答汗率军围攻北京，是明史上的一次重大危机。

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关头，身为内阁首辅的严嵩本应全力应对国家危机，指挥抗敌，但他却仍然沉迷于青词的撰写，拒绝会见提出抗敌策略的左谕德赵贞吉，这种置国家安危与民众生死于不顾的行为，暴露了严嵩极端的自私与对权力的畸形追求。

在国家最需要他承担领袖责任的时候，他却选择了逃避，只顾维护个人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这种行为无疑加深了人们对他的负面评价，也因此被世人讽刺为“青词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