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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游戏（第6页）

“在中央一级，宣传部门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视的，是党的喉舌和形象代表，”

邓锦屏说，略为停顿之后，换了语气说：“不过，我们之所以忙于会议，是因为现在许多年轻干部缺乏历练，更缺乏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工作的经验，工作思路单一化，工作方法简单化，存在着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使得本应服务于民众的机关与政府，最后全部围绕着内部转，围绕着领导和各级机关转，我在当书记的时候，为了减少会议数量及会议开支，曾经作出了许多硬性规定，执行初期有一些效果，最后还是抵不过人的惰性，最后规定变成形同虚设的橡皮套了。”

这话让叶天问想起有人用中央一套给避孕套注册商标的故事，笑道：“还橡皮套呢，中央一套吧。”

邓锦屏思维极为机敏，笑应道：“不错，确实是中央沿袭下来的一套。”

笑话归笑话，叶天问担任过县一级的行政主官，对邓锦屏的话感同身受，只是他此行的目的并非调研机关行政管理体制问题，于是用淡然语气说：“这一现象如果从制度方面来看，制度本身要符于人性需求，才有可能变成刚性的东西；如果从行政架构和工作方法上来看，庞大的行政构架必然将大量的行政资源在内部消耗掉。”

卓越说：“在战争时期，一场巨大的战役决策也只是十天半月的事情，现在，办理一个人员的调动，少则十来天，多则三五个月，这并非决策者智力低下，而是潜规则在起作用，利益机制在起作用。”

“你说的有道理，任何行为都包含着一定的目的性嘛。”

邓锦屏笑了起来，“从领导的角度来说，行政体制就像嫡系部队，队伍越大，领导感觉到的安全系度越高；从民众的角度来说，行政体制就像是所背负的包袱，包袱越重压力也就越大。”

邓锦屏的话让叶天问一愣，心想，体制内的每一个人对于行政体制的意义及所存在的问题都是洞若观火，只是他们平时就像爱护眼睛一样，保护着给自己提供生存依靠的饭碗，轻易不会诟病其弱点。

遇到了体制内的人讨论到这类问题，他们又往往表现得思想更为前卫，情绪更为愤青，目的就是扮演一个改革者的角色，不愿意被人戴上落后分子的桂冠。

一旦遇到体制外的人讨论这类问题，他们就会表现得十分保守，甚至形成强烈的反弹与对立情绪。

问题越扯越远，而且讨论这种没有正确答案、也永远不会得出最终结果的问题，除了有可能暴露自己的弱点与无知，不会有任何益处。

叶天问把话题转到正题上，说：“邓主席，我到宣传部来了几个月了，一直忙于应付单位的日常事务，还没来得及到各个单位走一走，调查了解情况，今天来，也是借一个由头，即这本杂志。”

他把杂志的样稿和《精卫》文学杂志从包里掏出来，摆放到茶几上，接着说：“我想这两份杂志的内容邓主席也看过了，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我们系统内的两大刊物，同时刊登出两种观点截然不同的文章的背景是什么，社科联有没有问题需要我协调解决？”

叶天问说话的时候，邓锦屏频频颔首，待他的话音一落，邓锦屏笑道：“叶部长所说的两个问题，都触及到社科联当前所面临的实质性困难，说白了就是缺钱的问题，眼下的问题，包括你所说的杂志内容与文联的《精卫》内容碰撞与PK的问题，其实只是一个表象，关键的问题是缺钱。”

邓锦屏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接着说道：“到社科联来之前，我不了解社科联的情况，来到之后，发现单位的财务状况比我想象的严重。”

邓锦屏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了翻，看着上面的文字，说：“我先把单位的财务向叶部长汇报一下，我们社科联总共十个人，按人均四千元的业务经费预算，也就是四万元，划拨给杂志的业务经费一期印刷费一万元，一年六期，就是六万元，一年总共十万元的经费，还不够我们半年的办公经费及接待费用，其余不足部分，我们只有借杂志这个平台，求一求赞助，拉一拉广告，四处化缘维持生计了，我这个主持工作的主席，实际上和拿着钵钵化缘的庙里主持，与和尚也差不到哪里去。”

从邓锦屏无以言表的神态和带着一丝儿忧怨的语气里，叶天问读懂了他的画外音。

想当年一个县委书记是何等的风光，别说用公款，单说是想占一点便宜，或者如果心存贪念，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暗示，钱款就会源源不断地送上门来。

在能够呼风唤雨的时代，哪会想到沦落至靠化缘度日的境地呢？

见叶天问无语，邓锦屏苦笑道：“这份杂志就像和尚化缘的钵盂，如果没有这份杂志，只怕我们单位真的连水都喝不上。”

叶天问把杂志拿在手里掂了一下，说：“社科联和文联存在这样的困难，说明我这个管家的副部长家当得不好，不够格，拖累大家一起受苦，只是，如今我们两家杂志发表观点截然不同的文章，而且放在几乎同一档期出版发行，在外人看来，就有些热闹了，我还担心一点，就是市里主要领导并不希望出现这样的争论，我担心我们内部产生的争论，在主要领导那里留下不好的印象。”

“我们和文联的领导就这个事曾经碰了个头，算是开了一个闭门磋商会，决定先出《精卫》，因为他们的钱拿得多嘛。”

邓锦屏说到这里，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我们是社科刊物，发行量小，又是内部刊物，钱拿得少，所以先出刊样给领导审查，如果领导不同意出，我们可以及时刹车，不至于产生什么不好的印象。”

原来是这样。

叶天问想，顿时有一丝不快，感情他们是商量着来，独独蒙着了自己呢。

但他很好地控制着内心的情绪波动，更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假装接着邓锦屏的话，若无其事地说：“这两年《精卫》发行量也不大，据说最后只是为了保留刊号，印百十来本送领导，送相关部门审读而已。”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谁叫《精卫》曾经那么有名气呢？靠着原来积攒下来的虚名，《精卫》拉的赞助够那帮酸文人吃喝拉撒了。”

“浪得的一点虚名还是有用啊。”

叶天问也笑了起来。

邓锦屏笑着纠正道：“那可不是浪得虚名，《精卫》曾经真实地得到读者的喜欢和拥戴的，只可惜现在文化生不逢时。”

“不是文化生不逢时，关键是原来政策只照顾经济发展，没有向文化领域倾斜，现在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把文化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部分，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并把其作为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依靠这样的政策，我想，文化终归迎来一个良好的发展春天。”

叶天问满有自信地说。

邓锦屏却没有叶天问这么乐观，说：“政策是政策，政策要产生实际的效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提法，说明中央高层看到了制约文化发展，制约中国创新能力、提升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实质所在。”

“正如你所说的，理论上是这么一回事，其实也不尽然，我看关键是有钱才行，有了钱你们才不用化缘过日子，有了钱人才硬气，有了钱，一个国家的形象才会大幅度提升。”

“你这个观点我赞同。”

邓锦屏笑道，“我们不说社会文化，也不说传统文化，单纯举企业文化作为例子，企业发展了，做大做强了，才会衍生出企业文化这个副产品，如果企业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尚无法站稳脚跟，哪有什么资格谈企业文化呢？从这一点看，文化无论对于个人，或者对于企业、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奢侈品。”

邓锦屏继续滔滔不绝地发表观点，说：“日本企业强调企业文化，不是在他们的产品风光无限、独占鳌头的时候，而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势力增强，竞争力逐渐上来，并形成赶超势头的时候，日本企业家提出了企业文化，并且在全世界大肆宣传推介他们的企业文化，为什么早不宣传，晚不宣传，偏偏在竞争对手风头正盛时宣传呢？那是因为日本企业家感觉到了竞争的压力和恐慌，故意用企业文化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来分散对手的注意力，或者搞笑对手，使对方放松警惕，从而达到暗渡陈仓，赢得竞争胜利的目的。”

“关于分散注意力的方法和手段问题，我可以举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