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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传之廿五 新官上任（第1页）

为了在对外贸易中争得更多的利益，上海华商间的竞争已愈发激烈，以至于不同地域帮派之间的摩擦加剧，甚至上升到冲突。

此时在上海，除了一家独大的东和商行外，其他苏浙商人在与粤商的竞争中，都处在下风。

好在有两江总督陈堂做后盾，东和商行的发展一直都顺风顺水。

那些广东商人的气势再盛，也不敢惹到陈家头上。

陈济生也得以把注意力，分散到商贸以外的其他行业，投资面越来越广，生意也越做越大。

与此同时，另一个在上海很有影响的华商，吴健章则不同。

吴健章是粤商中的代表人物，他没有陈家在当地的权势，又背负着粤商们的期许，为了争取更多的有利条件，他自然也要寻找生意以外的推手。

他不仅热衷于做洋人的买办，还不断的融入洋行，甚至成为了一些洋行，如旗昌洋行的重要股东。

此外，他还与英国领事和美国代理领事等人，都有密切的私人关系。

为了增加生意上的保障，他还不断的出钱捐官。

终于在道光二十七年，竟捐得了苏松太兵备道记名按察使兼江海关监督的实缺，也就是上海海关监督这个肥差。

陈堂升任两江总督后，接替他做江苏巡抚的，是陆建瀛，字立夫。

此公曾经做过太子洗马，就是给皇子教过书。

这可是个大有前途的岗位，也说明他的才华出众。

但他虽然满腹经纶，并被皇帝赏识，却对实务，特别是洋务很是陌生。

于是，出任江苏巡抚后，他便将洋务多归于地方自理。

而始终有忠厚长者之风的陈堂，性情宽厚，不喜好操揽权柄，在不影响大局的前提下，也就没有过多干预。

但上级管理风格上的这些许变化，却逐渐的影响到上海的格局和气候。

道光二十八年二月，有几个英国传教士，违反了清英之间的约章，擅自离开上海进入青浦县境内。

在当地散发“福音书”

，并与当地船民发生了冲突，双方都动了手。

虽然后来这些传教士，在青浦县令的保护下，都平安返回了上海，但却被阿礼国逮住机会趁机发难。

他不依不饶，采用强硬的态度，把这事升级成了教案。

事发时可巧陈家人都不在上海，当时的上海道台为了息事宁人，采取了屈服的姿态，并请吴健章出面与阿礼国交涉。

阿礼国见是吴健章来了，自然要给老朋友些面子，更是想借机抬举吴健章。

再加上上海道已经服软赔礼，便将事情化小了。

陆建瀛在事后得报时，还以为此事全赖吴健章与洋人关系融洽，处置及时，才能将事件化解。

便上奏朝廷，称吴健章是“通夷之才”

，举荐其继任苏松太道，也就是上海道台。

朝廷岂能知道地方事情具体如何，当然准奏。

就这样，吴健章又升官了。

这事儿，这让陈济生感到很是别扭，在其他苏浙商人中反响更大。

陈济生就此不谐之事，与叔父陈堂诉说。

陈堂也是一肚子气，陆建瀛是直接上奏朝廷的，而陈堂则是朝廷下旨后才得知的。

虽然事后，陆建瀛就未经事先通禀便上奏之事，曾向他致歉。

但巡抚本就有直接上奏权，且木已成舟，又有什么办法。

更何况，以陈堂的性情，即便事前得知，也不会多说什么的。

吴健章升任上海道台，让粤商们都觉得终于在上海有了自己的父母官，一个个欢欣雀跃，溢于言表。

吴健章则深知其中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