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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太平盛世下的顶峰时代第一章 经济为国之本（第1页）

明初朱元璋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

到了明朝中后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国内外市场繁荣，工商业市镇兴起，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

与民休养生息

从农民起义开始建立大明江山的朱元璋深知农民的疾苦，对蒙元地主阶级有着刻骨的仇恨。

明朝初年，为了发展农业、保障农民利益，同时也以此来稳定社会、巩固统治，明朝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农业新政，如徙富民、抑豪强；释放奴婢，减轻人身依附；实行屯田，奖励开荒；大力提倡兴修水利；惩治贪官污吏，等等。

洪武年间，朱元璋实施了一系列的徙富民政策，这也是明朝独具特色的一项发展农业的措施，极大刺激了农业发展。

早在吴四年（1367年），明朝政府尚未建立，朱元璋便从苏州迁徙了大批富民至今安徽凤阳东的临濠府；洪武三年（1370年），又从苏、松、嘉、湖等地迁富民5300户至临濠府，并籍没土地。

尽管有人认为，老家在临濠府的朱元璋下诏实施的这两次徙民，似乎有些私心，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两次徙民。

为原本贫困的临濠府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同时也缩小了江浙和内地一带的贫富差距。

洪武三年，朱元璋还诏令迁各地田满7顷以上的富民14300户到京师南京。

在频繁徙民的同时，明政府大力发展屯田，“移民就宽乡”

既打破了部分地区地少人多的农业发展困局，也加快了垦荒速度，使得耕地面积迅速增长。

洪武四年（1371年）是明初移民规模最大的一年。

三月，移山后之民17000户到北平耕种；六月，又徙山后民35800户、197200人入籍北平各处卫所和州县；不久，移徙沙漠故元遗民32860户到北平开荒种田，分别落户于大兴、宛平、良乡、固安、通州、三河、武清、蓟州、昌平、顺义等地。

其后，洪武九年十一月，移山西及北直隶真定等处无产业的农民，往凤阳垦田；洪武十五年九月，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诸县元将何真所部降民24400余人到泗州屯垦；洪武二十年十月，命湖广常德、辰州农民家有三丁以上的，出一丁往耕云南；洪武二十一年八月，移山西泽、潞二州贫民往河南就耕；洪武二十二年四月，迁苏、松、杭、嘉、湖、温、台诸府民无田者，到滁、和二州等地开荒，九月，又招募山西地狭民稠府州县之民，赴北平、山东、河南土旷人稀之地耕作；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命户部籍浙江等省、应天诸府富民14300余户，悉徙其家，以实京师南京；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移山东登、莱诸府民贫无产者5635户，赴本省东昌等处编籍耕种。

洪武年间的这些大规模移民，史料记载有户数可查的有7次，涉及人口约60多万。

朱元璋之后，移民垦荒运动仍在继续进行，但规模较小。

如建文四年（1402年）九月，徙山西民无田者到北平种田，五年内不征税粮；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靖难之役”

后，为了迁都北京，明成祖朱棣迁苏州等十府、浙江等九省富民三千余户，填实北京；永乐二年九月，又移山西居民万户入北京务农。

明初的大规模徙民带来的是耕地面积的迅速恢复和增加，农业也开始复兴。

据《明太祖实录》和《明会典》记载，明初15年，每年全国新增耕地面积少则八九百顷，最多的洪武七年，新增耕地面积高达92万多顷。

关于明初全国的耕地总面积，在《明太祖实录》和《明会典》中，记载存在较大差距。

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四年，户部所报全国耕地面积为3874748顷；《明会典》中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全国耕地面积为8507623顷；而在黄册中，洪武二十四年的数字为8804623顷。

一般认为，因《明太祖实录》中所记载为户部统计数据，应该仅是需要征税的农田土地；而《明会典》和黄册的统计数据，则包括了不征税的荒熟田。

耕地面积的增长带来的直接结果是粮食增产。

《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八年，全国本色税粮20889617石；洪武二十五年，这一数据增长到32789800石。

而在不到一百年之前的元朝文宗年间，全国税粮仅为1200万石左右。

粮食的增产为明朝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了朝廷税粮显著增加外，各地州府也多有余粮。

《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年间山东济南府官仓粮食达75万多石，以至于“年久红腐”

；《明太宗实录》载，永乐年间陕西官仓存粮近2000万石，“可支陕西官军俸粮十年”

；《明宣宗实录》载，宣德年间福建汀州府官仓存粮甚至“可支官军百多年俸粮”

。

明初的农业发展主要依赖移民政策和耕地面积的增加，在农具革新方面成就不高，农业技术的发展尚不明显。

与明初以徙民和垦荒为特点的农业发展状态相比，明朝中期的农业繁荣更多倚仗的是新农具的发明、农业技术的革新和新型农作物的种植。

木牛、稻床、绞关犁、拔车等新型农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农民的耕种效率。

1485年，户部尚书李衍发明了一种用人力犁地的“木牛”

，1502年，用于稻谷脱粒的“稻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