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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1页）

钱一个绕不过去的字眼，一个让人激动的字眼，一个令人无奈的概念。

对于有着5000年文明浸润的中国人，钱，或者说是财富，它从来都不是我们的终极追求。

视金钱如粪土，弃富贵如敝屣，才是无数国人心向往之的至高境界。

受此影响，我们即便不像某些武断的哲学家那样把金钱鉴定为“万恶之源”

，但谈起它，我们也往往犹抱琵琶半遮面。

仿佛谁要是大声疾呼一声：“我需要钱，我爱钱！”

人格就会立即降低一等。

其实大可不必。

金钱的多寡与人格的高低并不矛盾。

被很多人当做精神坐标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之士，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抵触金钱、仇视富贵的。

如果环境允许他们堂堂正正地拥抱金钱、获取富贵，他们未必会愿意躲在偏远闭塞的南山脚下赏菊花。

对陶渊明来说，田园生活不是幸福，而是无奈，是悲哀。

还有更悲哀的。

2100多年前，司马迁在他的伟大作品《史记》中感慨：

这世界上的人啊，如果别人的钱比他多十倍，他就会下意识地点头哈腰、低声下气；比他多百倍，他就会没来由地怕人家，不管有理没理，绝对没底气；再多的话，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为奴为仆，张口老爷太太，闭嘴少爷少奶奶……（“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

司马迁不是美文家，不会无缘无故地惆怅。

他的理论经得起检验，而且有着沉痛的经验教训——他本人就是因为拿不出足够的保释金，才落了个被迫节育的悲惨下场。

历史的车轮继续回溯，我们发现，即便是被尊称为“圣人”

的孔子，也不曾与金钱完全划清过界限。

子曾经曰过的：如果富贵可以堂堂正正地追求，即便是让我做赶车之类的工作我也愿意；但如果富贵非要以“放下身段”

为代价，我还是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吧！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也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

把目光回转到今天的时代，即使它还有着这样那样的欠缺和不足，我的不甘、你的不满、他的不爽……但它无疑比先人所处的时代先进得多，有希望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