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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暗杀阴谋（第3页）

意外地死在了车轮之下，这让他们对此进行反思。

鲁比很快被宣判犯有谋杀罪，在第二次即将上诉审判时，他吐露出一些重要的细节，显然他知道的远远超过他在第一次审判时被允许说的内容。

不过，还没有等他有机会上诉，他就于1966年底死于癌症。

1965年，鲁比曾在一次电视新闻发布会上说：一切能说清到底发生了什么证据从来没有浮出水面。

世界将永远不会知道所发生的真相和我的动机。

处于这个位置的我，绝不会让真正的事实光明正大地公布于众。

当一个记者接着问道：“杰克，你背后都是些地位显赫的人吗？”

鲁比做出的回应为：“是的。”

鲁比自己也成为一个阴谋论家，他怀疑癌细胞是监狱医生故意注射到他的身体里的。

后来，鲁比对精神科医生维尔纳·提特说刺杀肯尼迪是“推翻政府”

的行为。

鲁比声称知道“谁杀了肯尼迪总统”

，但他担心身遭不测，于是声称：

我注定要失败。

我不想死，但我没有疯，对于杀死奥斯瓦尔德这件事，我是被陷害的。

还有很多其他棘手问题的答案，很容易就可以从目击者那里获得（见下文），但超过半数的与暗杀肯尼迪有关联的关键证人似乎都遭遇了离奇死亡②。

1968年，罗伯特·F。

肯尼迪在洛杉矶酒店被枪杀，很快便死亡，这被人断言又是一起阴谋。

沃伦委员会

为了完整系统地调查整个事件，仅在肯尼迪遇刺后几周内就成立了沃伦委员会，该委员会所做的结论断定，奥斯瓦尔德和鲁比是仅有的两个参与者。

仅在迪利广场惨案十个月后就提交了最终的调查报告。

报告中凌乱而又矛盾的分析遭到了人们严厉地批评，而所有的调查都是在隐密的场合下进行的，这本身很让人怀疑。

值得注意的是，在94名证人的证词中，其实只有一个人的证词被所有委员会成员浏览过，但为了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每一个人都理应看完所有的证词。

总的来说，沃伦的报告不能令人信服，除了那些最坚定的爱国人士外，组建委员会的人正是那些可能对枪击总统负有一定责任的人。

这样的结论，无论对错，在某些人看来丝毫不奇怪，因为他们坚信是在情理之中。

水门事件的丑闻已经让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崩溃，因此，公众就对沃伦报告持普遍怀疑的态度，最终演变成了对社会的破坏。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政府再一次进行调查，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设立了众议院遇刺案特别委员会（HSCA）。

1979年的最终报告，对沃伦委员会有关子弹和伤口的调查结果做了备份，也的确试图将其他的私下流行的一些说法纳入考量范围，虽然最终认为主要的责任还是在奥斯瓦尔德身上，但也接受了另一个枪手参与的可能性。

众议院遇刺客特别委员会所做的主要让步，表明其承认存在一个更广泛的阴谋，不过它未能继续追踪这一结论可能产生的结果，它倒似乎更希望，历史很快将整个事件尘封在黑匣之中，永远隐藏，然后继续前进——这一策略似乎已经奏效。

重要的教训

也许从肯尼迪枪击事件调查中得到的最大教训是：虽然仍然有人坚持“孤枪侠”

的说法，认为其他的猜测均有叛国之嫌，而加以摒弃，但更多的人仍然坚信，一直是有更阴险的阴谋在实施，而且这种阴谋论无疑很快就成了主流。

不过，大量围绕着“肯尼迪的魔咒”

的神话也开始流传开来，所有的绯闻和丑闻，古巴导弹危机，玛丽莲·梦露和黑手党，早已经淹没了那颗神奇的子弹，长满草的青山和神秘的流浪汉，使很多更严肃的推论不再为人所重视。

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存在一个秘密阴谋集团，它连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领导人都能暗杀，那么如今它到底在干什么？当所有人都指向约翰逊和中央情报局等之类的人时，其想表明的观点是：除了有自私的个人意图，还应该有更宏大的“世界新秩序”

计划正在实施之中。

如果绝大多数人认为肯尼迪的死是一个阴谋，而且觉得太多的时间已经流逝，太多的混乱被搅和进去——就像所看到的那样——那么就可以推论，类似的手法以后有可能会经常使用，即：经过一段足够长的时间，一件罪大恶极的事件在人们脑海中慢慢变得模糊不清，最终成为遥不可及的过去。

通过这样的策略，反思谋杀变成了怀旧。

在对待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上，同样的手法也被采用，这使得寻求真相的人们有了紧迫感，他们要趁公众仍然对这些暴行有深刻记忆的时候，有责任将所有的疑问存留下来，并不断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