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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中的叙事人（第2页）

而她正是在27年前被人从“我”

现在看到的这座桥上推下去的。

接下来，作者自然会涉及这样的一些问题：“我”

为什么要在27年后寻找母亲的尸骨，母亲被推下桥时“我”

在干什么，而“我”

母亲为什么会暴身野地，而今尸骨又在何处。

这样，作者也自然会引出“我”

的一系列故事，以及“我”

寻找母亲尸骨的过程。

问题在于，作者为什么要选取“天桥”

作为视点，也就是说，作者为什么让叙事人把“架在两山之间”

的那座“桥”

看成是“天桥”

。

事实上，那座桥只不过曾经是某一事件的发生地点。

从整个故事的表层结构上看，叙事人“我”

大可不必留意于它，更可侧重于讲述事件的原委和“我”

寻找的经过。

作者的用心，很显然是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天桥”

的所指上，即通过“我”

所叙述的一系列事实过程，让我们抵达“天桥”

——作者生发考虑的前提，以及作品本身所要传达的效果和意味上。

那就是：叙事人为什么要说那座桥是“天桥”

？

那么，作者选取“我”

——王保这样的一个叙事人，用意何在呢？作者将要在这样一个普通、低微、曾经有过两次小小运气的叙事人身上暗示些什么呢？或者说，作者通过这一普通的叙事人，将要把我们的阅读兴趣抵送到什么地方呢？甚或说，作者是不是要我们通过一个普通、平凡的叙事人，去体味寻常人生中不寻常的某份内容呢？这是人的心灵的祭坛，还是人的精神的圣殿呢？而这一切，是否正是作者所构筑的“天桥”

本身呢？

我们注意到叙事人的经历本身：少年时，随父亲从苏北逃荒到上海，在工厂因写大字报和提意见，被送去劳教22年，回到上海后继续做工，今年50岁。

这是充满遭遇的一份人生经历。

按理说，断送过我母亲的“天桥”

更应与“我”

母亲的遭遇关联在一起，但叙事人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并没有讲述他母亲的情形。

很显然，作品的寓意，势必至少要部分地体现在“我”

对自身遭遇的评说之中。

叙事人是这样陈述自己重新回到工厂的感触的：说来奇怪，我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和离厂的感觉没什么区别。

我想是不是有谁把表拨快了，过去的不是22年，而是22个月、22天，或许更短，就好像是在球场上踢球，忽然下面喊有王保的电话，有人在电话里，对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很长的故事。

听完之后，我又上了球场，比赛继续进行。

这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