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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兴的诗歌精神（第1页）

兴”

的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由于它作为心物对应关系中主体的审美心理状态，伴随着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进程，已然成为中国传统诗歌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最显著标志。

“兴”

的精神，体现了传统诗歌文化的基本美学原则和旨趣。

“兴”

的美学原则的萌发与其歧途：实用精神与“赋比兴”

手法

“兴”

的美学原则的萌发，起始于“诗”

的创作和对“诗”

的社会认知。

《诗经》出现后，对“诗”

的理解，一直处在社会的现实需求与创作的文学努力的相互作用中。

从社会的现实需求上说，存在着早期用“诗”

（以《诗经》为主体）的实用精神与后代统治者对诗歌的政治利用之间的差别；从创作的文学努力上说，存在着同早期实用精神密切相关的“诗六义”

与作为诗歌创作上的表现手法的“赋”

“比”

“兴”

之间的区别。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从实用到利用、从内容到形式的历史演进过程。

《诗经》是两千多年前的一部诗歌总集。

“《诗》三百篇，囊括古今，原本物情，讽切治体，总统理性，阐扬道真。”

（陈澧《东塾读书记》）“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也。

神理意境者何？

有关系寄托，一也；直抒己见，二也；纯任天机，三也；言有尽而意无穷，四也。”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在反映周代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面貌方面，《诗经》有着深远的影响。

同时，《诗经》的作者们在审美认识和艺术表现能力上深受时代和历史的限定，他们在自然和社会生活中得到的只是一种游乐其间的感知和体认，并未来得及把这些感知和体认具象化、内在化。

一方面，我们不能抹杀《诗经》作为一个时期人们思想、感情模态化的表现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它是在一定时期里人们精神活动并不丰盈之下的产物。

在《诗经》时代，作“诗”

的目的显然不是出于对审美的直接需要，而是为了实用：“维是褊心，是以为刺”

（《魏风·葛屦》），“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

（《小雅·节南山》），“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小雅·四月》）；同时，春秋时期的人们也并不是从审美感受上欣赏“诗”

，而是用“诗”

来“比德”

“体用”

，讲求其实际应用的价值。

现在我们一般认为《风》多是反映下层人民生产劳动、婚姻恋爱等内容的诗歌，而《雅》《颂》则多一些贵族士大夫反映社会政事风貌的讽颂之作。

“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