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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写实的流行（第1页）

关心当代文坛的朋友，自然会对近年来小说创作中出现的“新写实”

留有印象。

这是一个至今仍强烈影响着文学创作和理论评价的文学现象。

大致说来，“新写实”

是近年来一些有文学才华的青年作家在创作中不约而同地以不突出主观评价（所谓“不动声色”

的“客观叙述”

）、着力表现社会生活的原生状态（所谓“毛茸茸的”

）为主旨的文学创作倾向。

这一倾向中被公认的代表作品有《厚土》（1986年）、《风景》（1987年）、《烦恼人生》（1987年）、《新兵连》（1988年）、《伏羲伏羲》（1988年）、《天桥》（1988年）、《家属房》（1989年）等，代表作家有李锐、刘恒、刘震云、李晓、池莉、叶兆言等。

拿叶兆言的中篇小说《艳歌》（1989年）来说，就可见“新写实”

之一斑。

这是一篇写一位大学生毕业后生活遭遇的作品。

在小说中，年轻人建立家庭前后所要承受的社会和个人心理上的诸多问题、婚姻双方性情上的融合和冲突、家庭解体时的困窘和选择等，均得到了较为艺术的展示。

与我们经常读到的小说不同的是，在处理恋爱、婚姻、家庭这种有着浓郁生活情感的题材时，作者显得那样冷然、那样无动于衷，分明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做派静悄悄地关注着他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大家或许要问，曾经锋芒毕露、情感充溢的当代小说创作，何以要表现出这样的情势，更何况是一批优秀的年轻小说家都在作品中露出同样的表情和口吻？

在我们看来，“新写实”

的兴起，至少有下面几方面的原因。

我们知道，新时期的小说创作，特别注重表现作者的主观情感和作者对生活的评价态度。

1985年兴起的小说探索热，使创作的主观化倾向达到了高潮。

类似韩少功的《爸爸爸》、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大都强调了作者的主观生活感受和对生活的领悟能力。

随后更有马原、洪峰等人把这一趋向推向了一定的极端。

文学创作的主观性做法，成为时尚。

与此同时，这一趋势给新的创作势态提供了可能。

当一种风尚强劲之时，另一种“矫枉”

其实已呼之欲出。

打一个形象点的比方：我们看到海上起潮时，一阵风浪涌过来，让人惊悚之时，另一阵风浪已正在酝酿之中，而且其阵势一点也不弱于前者。

我们常说“长江后浪推前浪”

，这并不只是一个形象性的说法。

如果身临其境，感触定然更深。

很显然，强调文学作品中的实际生活内容和客观价值呈现，就成为创作中的应有之义。

这里说的是第一层原因：“新写实”

的兴起是对主观表现型小说的一种反拨。

我们也知道，新时期文学中尽领风骚的是小说创作。

1985年，在小说创作正在进行主观性深化的同时，一向被视为就事论事的报告文学却“异军突起”

，“全方位跃动”

了。

它以系统、宏阔的架势，似乎要直指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重大事项，并且很快赢来了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