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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与难度（第2页）

然而，这种表象的阅读，只是作者的一种叙事策略。

在这一策略的背后，我们要领略的是“空壳化”

“空心化”

的农村在人性和道德上的困境，在道德规范和社会管理上的窘境，以及作者做出这种表述的难度和深度。

这才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价值核心。

首先，作品为我们提供了韦三得这样一个有一定理解难度的人物。

青少年时代的韦三得好学上进，但参军被人顶替的经历，改写了他的内心和前途。

他为此偷挖老支书的祖坟，想在精神信念上断送老支书后人的前程；他趁村里青壮年常年在外打工之机，诱奸寡守在家的妇女，美其名曰满足她们的身心要求；他也爱帮人，“路上遇到老人挑水，他会把担子接到自己肩上。

见路塌了，他也会搬来石头，重新砌好”

；他在村里“最懂法律”

，能钻法律的空子，进了无数次派出所，总是查无实据被很快放出。

韦三得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泼皮无赖，从他的成长过程和作恶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由善向恶、恶中有善的复杂动因和多重人格，也可看出在当下农村道德规范和社会管理的困境和危境。

其次，《上岭村的谋杀》充分提示了上岭村对付韦三得这样一个人物的现有难度。

村支书明知祖宗的遗骨被韦三得盗挖却束手无策，只能用请吃请喝换来韦三得的将计就计；治保主任黄宝央为了自己难兄难弟的妻子不受侵犯，被韦三得打瘸腿；临上重点高中的唐艳被韦三得强暴，只能远走他乡，忍受人生的变故；连被韦三得和自己的妻子合谋下毒差点儿送命的韦茂双也只能忍气吞声……这些受到韦三得伤害的人，都战胜不了韦三得这样一个恶人。

当村支书说出“好人怕恶狗”

的话时，其他的村民更只能忍辱负重，息事宁人。

如此看来，惩恶扬善就只有倚靠与上岭村相关的外在力量了。

小说选择了一个特定的时间窗口——春节前夕。

也只有春节期间，外出打工的青壮年们才能回村，在外工作的人要回来探亲。

当这些在外的人流，共同感受到韦三得的横行霸道使每一个人的家庭、家族都深受其害时，合谋才有了可能。

韦三得死定了！

问题是，这些人想的是为民除害，但也得为自己的以恶除恶付出代价。

村支书的长子一人大义凛然地担起了谋杀韦三得的罪名。

我们这里先且不谈如何正确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话题。

再次，在案件似乎尘埃落定的时候，小说把视点转向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物，一个让我们一言难尽的人物。

他是村治保主任的儿子、村里唯一的大学生黄康贤。

他大学毕业后参加公考考上了警察，在家乡的派出所有口皆碑。

他的前程应该是一片光明。

但他又是谋杀韦三得的合谋。

他策划、组织、参与了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