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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尾声 新世纪（第1页）

s杜邦在中国

杜邦与中国的渊源向来已久。

1863年，杜邦与当时的清王朝完成了第一笔业务往来。

民国成立后，杜邦于1919年在上海设立代办处，1920年，分别在北京、广州、南京设立代办处。

此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杜邦不断向中国出口军火武器，客观上为中国抗战提供了援助。

1971年，随着尼克松访华与随后中美关系的缓和，杜邦意识到重返中国的时刻即将到来。

在充分准备了六年之后，1978年底，正值中国对外宣布将进行改革开放时，杜邦正式进入了中国市场，随之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的腾飞。

彼时，中国对布料产品相当急需，但仅依靠棉花作为原材料是不够的，市场渴求大量化纤产品，而杜邦则有实力填补这样的空白。

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外商并不需要到中国进行直接贸易。

在那时的纽约有很多中间商，他们在纽约只需要设立一家办公室，就会有很多外商去那里商讨销售生意。

通过他们，外商就能了解到中国市场有什么机会、需要购买产品的数量和价格。

然而，在杜邦看来，这样的方式虽然便利，但却导致外商与中国之间缺乏实际联系。

彭定中是杜邦大中国区的第一任董事长，他对北京西二环外的二里沟印象极为深刻。

由于外商不能和地方政府打交道，必须经过外经贸部下设的进出口总公司，而谈判所在地就是二里沟，因此彭定中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总是往返于北京城区和二里沟之间。

在谈判风格上，彭定中也必须适应那时的中国特色。

当时，进出口总公司代表整个国家市场进行统一谈判，因此需求量很大，而且对价格相当敏感，杀价也很厉害。

再加上社会经济环境虽然百废待兴，但出于历史条件的制约，杜邦在此时和中国的贸易依然局限于较小范围，主要只能销售大宗化学产品。

而这些业务也受到了当时政策的诸多限制，例如外企不能做人民币销售（以美元买入、以人民币卖出），也不能有自身的贸易公司，必须通过国营进出口公司进行，即只能先将产品卖给国内有授权的公司，再卖给最终客户。

即便如此，杜邦各个业务部门的高层在关心是否能赚钱的同时，也认同了中国市场对公司的战略意义。

这些高管们很清楚中国市场的特点，并认识到如果只是卖产品，杜邦将永远是如此辽阔市场的局外人。

于是，杜邦开始主动向中国转让一些技术，而所有技术的交易，都会促使杜邦与各地的国营企业建立深入合作与广泛交流。

“安全火药”

技术的转让，是这些合作与交流中的典型例子。

杜邦先是通过淮南矿务局、淮北矿务局、大同矿务局等国营机构，展示和传授了这种技术如何能够减少矿工伤亡率。

随后，这项技术从矿务局延伸到矿场，从一两个省份走向全国各地……就这样，通过一个个技术转让的项目，杜邦的产品、机器、工程师络绎不绝地来到各个企业，不断扩大着这家百年企业在华的影响力。

许多原本只是在书本中对杜邦有了粗略印象的国人，此时切身感受到其深厚的技术积淀与严谨的企业文化，在折服之余，也平生出几分亲近。

通过这样的技术转让，杜邦也加深了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包括如何在国内运营业务，如何经营企业等等。

随着中国与杜邦之间的了解逐渐深入，杜邦的莱卡产品业务开始在中国市场有所发展。

由于有了欧洲的经验，杜邦开始在中国同当时最强势的央视媒体进行合作，开展大型时装秀，推广莱卡产品。

每一届“莱卡风尚大奖”

都被设计得如同奥斯卡颁奖晚会，而主角却总是会不言而喻地指向杜邦。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种用时尚方式来推广一种物料的罕见方式，深深打动了消费者的心灵。

当莱卡在国内影响力越来越大时，奥运冠军李宁凭借自身的IP号召力，开始经营服装品牌，艺术大师陈逸飞也尝试经营时装。

这两位大客户非常支持莱卡，成了与杜邦就莱卡业务合作最紧密的企业，通过他们的带动，杜邦由此得以与许多时装公司合作，使他们成为推动整个时尚界的领军力量。

1988年底，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获批成立，这成为改写新中国外资企业历史的号角——杜邦成了全国第一家全外资的集团公司。

而在此之前，外商想要在华设立公司必须跟随投资项目行动，而且业务范围有所限制，不允许成为控股公司。

杜邦明知这些限制，却迎难而上，他们向外经贸委不断表达强烈的意愿，表示希望在国内成立控股公司，整合技术、帮助中国发展出口和有效增加外汇。

最终，当他们提出成立一家旗舰型公司，进行生产、销售、采购、培训、投资后，外经贸委被打动了，由此成立的杜邦中国公司，成为其他跨国公司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