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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新世界之争（第5页）

到1963年时，杜邦公司的海外销售额已经达到上亿美元，占据全公司销售额的18%以上。

这意味着从1958年起到1963年之间，杜邦公司的海外投资增长了5倍以上。

令人兴奋的是，用于海外投资的资金，并不是由杜邦公司所直接投资，而是通过公司对外贸易所获取的利润不断积累滚动发展而形成的。

由此可见，只要将经营思想加以端正，海外贸易和投资注定大有希望。

从70年代开始，杜邦公司着手在亚洲地区进行发展。

1970年，创立了杜邦远东有限公司，并迅速将其影响力辐射到东亚地区，在中国香港、日本东京、泰国曼谷、中国台北等地区设立分公司。

与此同时，杜邦公司还在澳大利亚也分别开设了颜料公司、除草剂和照相器材等生产企业。

这样，杜邦公司的海外发展成就了合理的布局和相当的规模。

从1959年至1972年间，杜邦在海外的销售额不断增长，利润得到持续上升。

在此期间，杜邦公司的直接对外投资增长了13亿美元，对外销售额增长到6。

4亿美元，约占整个公司总销售额的20%。

到1978年，其对外销售额占据了总销售额的三分之一。

杜邦公司成为了真正的国际企业集团。

冷战良机

二战结束，美国政府开始了以美元资本为前导的进军，各大财团都希望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去主导对外投资，从而让美国领导全世界。

但是，在这样的进军中，有时也会面临重重困难——许多“受援国”

并不欢迎美国资本，更不用说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战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地区性军事冲突是朝鲜战争。

为了保卫美国及其垄断企业在亚洲的经济利益，美军纠结“联合国军”

，入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威胁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重任，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迫使美国政府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中，杜邦再次成为直接受益者，美国政府的全部军火订单及其他部分军用物资的订单，都交给了杜邦公司。

这使得杜邦公司在1950年的年利润达到13。

3%，成为历史上效益最好的年份，而杜邦控股的通用汽车公司利润则更高，在1950年到1952年之间，通用汽车公司平均每年的税前利率相当于1929年的6倍，总计在军火合同上赚了55亿美元。

对此，人们都很清楚原因，朝鲜战争时期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戴·艾奇逊曾是杜邦公司的法律顾问，司法部长是杜邦家族的密友汤姆·克拉克，而国防部长路易·詹森也曾是杜邦公司的高管，谁又不会为杜邦着想呢？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加紧军备竞赛的政策并未结束，这个国家需要依靠军事震慑力来确保美元资本的顺利输出，并保障更多利润的顺利回流。

因此，即便没有战争，杜邦也能继续在军火业务上赚得盆满钵满。

此时，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查理斯·威尔逊本人就是杜邦掌控下通用汽车公司的常务董事。

为了自身的利益，他自然对杜邦给予特别关照。

在军备竞赛中，政府的直接军火订单大部分都分配给了杜邦，军火订单，无论是油漆还是尼龙领域，杜邦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

另一个有力的数字，证明了杜邦此时在政府采购体系所占有的地位：虽然该公司化学工业产品中只有5。

3%用于军事，但直到1960年，其化工发展和研究所需要的全部成本的20%以上，都是由美国国防部提供的。

不仅是杜邦本部，其控股企业也收益颇丰。

小伊雷内·杜邦的女婿达登，作为纽波特纽斯造船和干船坞公司的董事，监护杜邦家族在该公司的股权，这家企业收入的80%均来自军事合同。

同样由杜邦家族所控股的北美航空公司和波音飞机公司，其利润率也始终保持在惊人的20%左右。

可以说，在冷战期间，虽然杜邦面临着司法部的调查，但只要其手中掌握有大量股权的企业，都因为军备竞赛而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收益。

在核武器项目上，杜邦也从1美元利润的曼哈顿工程中收获了巨大的后续利益。

作为四家大承包商之一，他们与美国政府签订了研制和生产氢弹的合同，并可以每年得到原子弹委员会25亿美元的“补偿费”

。

到60年代，军备竞赛已经大大增强了杜邦的实力，并使之有能力扩大了资本输出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