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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尘逸事（第3页）

在思想上，我背上了家庭出身的包袱，如负重担，打不起精神，变得沉默寡言。

不过，我总想甩掉这个包袱。

那时，家里还剩54亩地。

父母和爷爷重新购置农具，照常耕作不息，一直在劳动着。

自从家里被定为地主成分后，我的一个弟弟考上渭南某个工厂，家人非常高兴。

但厂里来人一了解，得知是地主成分，便取消了他的录取资格。

受家庭成分的影响，弟弟们有被寄养在贫农家庭的，还有当上门女婿的。

暑假，我外出给别人家打工锄地，每天挣5分钱工钱，干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

1952年秋天，我考入渭南瑞泉高级中学，曾任班长、学习委员。

1955年5月4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还领头宣了誓。

7月毕业后，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8月28日报到，9月1日正式入学。

1956年10月13日，我第一次见到久仰的侯外庐校长，他给全校讲中国哲学史，让我受益匪浅。

这年我参加了学校秦剧团，做了一些导演、管理方面的工作，还演了几个角色。

1957年4月，田汉在陕西省戏曲剧院副院长黄俊耀的陪同下来到学校，还发表了演讲。

受他的鼓动，我们成立了中文系戏剧小组。

1958年7月，为纪念元代戏剧家关汉卿诞辰700周年，陕西省戏曲剧院马健翎改编、排演了其代表作《窦娥冤》。

受剧院的邀请，西北大学中文系委派副教授宋汉濯，带领我和赵俊玠、姜鸿章、陈民旭，一起到剧院练功棚观看该剧排演。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演员演戏。

他们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尤其是刘易平、杨金凤、李应贞，他们把人物演得惟妙惟肖、入情入理，让我十分感动。

演出结束后，宋老师进行了总结，大家都很满意。

之后，我写了《看〈窦娥冤〉排演》一文，后刊载于《西安戏剧》。

8月，我和戏剧小组的姜鸿章、赵用均、徐文琪，走出校外实习。

我们住在省戏曲剧院，参加陕西省文化局主办的全省“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

。

聆听报告及学习文件后，我们分组下乡体验生活。

当时，潼关的一名作者高春贤写了一部剧作《归队》，我们一起去富平县庄里镇农村，进行创作构想，向他学习。

10月25日，我们回到西安，住在省群众艺术馆，又参加了西北五省（区）第一届戏曲演出观摩大会。

除参加会务工作外，我还写了几篇剧评，登载于会刊。

后又到省剧目工作室实习。

1959年8月毕业，9月5日被分配到陕西省戏曲剧院工作，至1997年12月退休。

毕业后，我来到陕西省戏曲剧院，在艺术委员会（下称艺委会）工作，任秘书。

10月28日，我和杨文科被派去延安砖窑湾公社王皮湾管区温家沟大队整社，直到过春节时才回剧院。

在革命圣地延安参观了枣园、杨家岭等多处革命旧址，受到红色教育的熏陶，令我没齿难忘。

1960年3月，我被抽调至陕西省新搬上舞台剧种会演、青年演员会演、杂剧及马戏会演工作。

12月，田汉由太原来西安。

毕雨秘书长带领我和剧协的丁晞到三门峡去迎接。

临行，毕秘书长脱下身上的呢子大衣让我穿上。

他说：“你穿的衣服不行，天气冷。”

我说：“那你穿啥？”

他说：“我有毛皮大衣。”

遂把大衣给我穿上，“你看，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