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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七十五章 比较（第2页）

同时在科举考试的内容上，为了安南国国内适应日益繁荣的商业，在篡国后，胡季犛在科举中增加了算术考试，同时还去除了科举考试中大量背诵记忆的内容，用讨论政治的策文代替.因为胡季犛本人就很讨厌理学里繁文缛节的部分，认为于国于政都毫无益处。

“大明现行的科举制度所培养出来的官员，缺乏基本的施政能力，而且据老朽一路以来的观察，上下奢靡之风尤甚，甚至不如安南。”

胡季犛的评价听起来很不客气，但事实上挺客观的。

而这种袒露了一部分真实想法的评价，毫无疑问，也让两人的对话少了一些表面工夫。

“士绅是大明的主导力量。”

姜星火没有说太多，但这一句话已经够了。

士绅是大明真正的统治者，虽然姜星火所主导的永乐新政，在方方面面上都已经刺激和削弱了士绅阶层，尤其是江南士绅阶层的力量，但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除了军功贵族与其所拥戴的皇帝，依旧没什么能真正与士绅相抗衡的存在，即便是姜星火，他的权力如果究其本质，也是来自于军权支持下的皇权。

但军功贵族是无法治天下的，在这个权力悖论下，绝大多数文官都是士绅出身，杀了一批还有下一批。

而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就是因为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就仿佛是一个过滤器，让一批又一批的士子，从平民变成官员，而过滤器的网眼是一视同仁的，这就使得原本公平的考试，在某种程度上，变得不那么公平了因为购买或租借书籍要花很多钱，脱产进学的成本同样不是一个普通自耕农家庭能完全承担得起的。

迄今为止，姜星火除了把荀子学说的内容提高到了科举考题总量的五分之一以外，并没有对科举制度动手，因为这会直接触犯到士绅阶层的根本利益，如果没有完全把握，姜星火是不会贸然行动的。

除此之外，就是在国子监里加了科学厅，慢慢推广科学，以及新建的大明行政学校进行官员的轮训，还有用三舍法对学校内的学生给予全方位的资助，以图逐渐改造现有的教育体系，并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经过二十到三十年的发展，对官员系统缓慢换血。

但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教育改革，在已经有了成功经验的胡季犛看来，无疑是束手束脚的，见效太慢了。

胡季犛也有些默然无语，他虽然不太看得上姜星火对教育制度的小修小补，但怎么说呢，大明自有国情在此，再加上大明的国土、人口，几乎是十几倍、二十倍于安南国，改革的难度系数更是几何级数上升，所以他把自己换到姜星火这个位子想想，也知道对方的为难之处。

姜星火也看出了对方的情绪。

胡季犛作为一国的宰相→皇帝→太上皇，始终站在权力的顶端，久居人上数十年，自然是有一股傲气的，如今国家覆灭，转眼沦落到了寄人篱下的异国平民的境地，胸中的愤懑与怨气，恐怕也不会少，只是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来。

“姜国师认为安南是二流的政策改革，老朽觉得，姜国师的改革步伐，反而迈的太小了。”

果然，右只有一种，而左有无限等份。

看这位前安南太上皇多少有那么一丝不服气的意味在里面，姜星火欣慰地笑了。

这就对了嘛，都是人，搞的那么城府深沉干什么，直接跳到这一步不就好了。

姜星火当然清楚，对方不是来找茬的，而是想借这个合理的由头，了解一下大明改革派的意图和动向，借此摸一摸大明庙堂的这潭水，到底有多深。

显然，老家伙贼心不死，事业心和权利欲强的可怕，哪怕是成了降臣，也不忘研究研究，能不能在大明这头重新成为人上之人。

怎么说呢这种人挺可怕的。

你想想，要是换做其他人，干了一辈子终于谋朝篡国了，结果被大明的南征毁了一辈子的事业，又被俘虏到了大明，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调整过来心态，重新规划好自己的未来吗？想都不用想，肯定是不可能的，要么内心充满了仇恨，要么自怨自艾。

而胡季犛，根本不需要什么心理按摩，到了异国他乡，身份转换完毕后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主动去通过合理的接触借口，去接触异国的高层政治人物，了解庙堂情况，为自己是否采取下一步行动收集决策信息。

不过当两人的谈话逐渐进入比较有实质性内容的阶段的时候，姜星火的话语，也不再那么客气了。

“改革的步伐并非是越大越好，我这里有几封新任交趾布政使司布政使和按察使的来信，不能给你看，但大概说一说也无妨。”

随着姜星火的话语，胡季犛的神色，慢慢凝重了起来，眼神中微不可查的那一丝不服气，也逐渐收敛，直至消失的无影无踪。

胡季犛的行政政策改革，其实是他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东西。

譬如土地制度，在陈朝时期，陈朝皇帝将大量的土地分封给宗室和亲信，这些贵族大量招募和收买家奴，掠夺性地开垦荒地、建立庄园，而胡季犛把收土地为国有，限制土地掠夺，没收前朝王公贵族的土地，任何人的土地不得超过十亩，违者将多余的田地充公，只有受封大王或长公主的人，也就是胡氏的皇室成员，才能无限制地拥有土地除此以外，又下令各路、府、州、县官设立勘丈机构，拥有土地的人都要到该机构登记土地的数目，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块板上，插在田里，没有登记资料的田一律没收为公田。

这种土地制度的变革，只能说是一刀切，还是用四十米长的大刀来切，非常的狠。

而且由于安南国是遗留有奴隶制残余的，这种奴隶制残余，有点类似于华夏的隋唐时期，当时陈朝的法律规定，宗室王公贵族有权豢养家奴多达千人，这些家奴大多都受到了歧视，从事重体力劳动，而且家奴没有控告主人的权利、禁止与平民结婚。

胡季犛篡国后，修改了相关法律，规定除了极少数人可以豢养少数家奴之外，禁止其他人豢养家奴，颇有唐修隋律的意思。

除了土地和人口这两个大头，胡季犛还在行政区划上进行了改革，将一些边远地区的路改为镇。

例如清化镇改为清都镇、国威镇改为广威镇、沱江路改为天兴镇、演州路改为望江镇等等，同时派遣武官统治这些边远的镇。

除此以外，对地方官府，则是将反对改革的地方官撤换，要求各地必须将辖下记载田地和审理案件的册子定期呈报给东都。

但恰恰正是这些他在最近十年间做的、引以为傲的事情，在现在短短的几个月中，迎来了让他根本想象不到的剧烈反扑。

在刚刚成立的交趾布政使司的奏报中，提及最多的，就是民间的土地纠纷，以及大量的重新要求成为奴籍的自由民。

显然，胡季犛所进行的行政改革，在失去了强权的约束后，弊端迅速地显现了出来，而且就像是一个被挤压了太久的弹簧一样，压得越狠，反弹起来就越强烈，甚至在这时候迸发的能量，能把压着的人都给弹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