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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延安开创的金光大道（第2页）

。

艺术家们把它称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

。

剧团在演出的舞台两侧挂着这样一副对联：“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明白世事，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

横批“团结抗战”

。

毛泽东指出：“‘马髯公’（马健翎）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走大众化的道路……这很好，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

新的革命现代戏剧目所描写的都是工人、农民、八路军指战员、进步知识分子等，如义勇军郑二虎、老农妇刘姥姥、青年铁匠王二、被压迫农民王仁厚……他们都成了戏曲舞台的主人，时代的主宰者，社会巨轮的推动者。

一反秦腔旧舞台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所统治的局面，把被封建统治者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

创业者正是以其超常的胆识，以丢掉全部旧有的封建内容和部分传统旧形式为代价，换取了为火热的政治斗争服务的新内容和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这一与广大群众血肉相关的艺术新形式，这便是新秦腔伟大现实意义之所在。

在以后的时间里，民众剧团还创作、改编、演出一批新编历史剧和优秀传统戏，如《反徐州》《斩马谡》《鱼腹山》等。

据统计，这一时期创作演出的现代戏30余出，历史题材剧目30余出，演出的戏百余本（折），其创作方法属革命现实主义。

（二）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

剧团成立半年多，便从延安出发，一头扑进火热的斗争生活。

他们要到生活中去扎根，到民间去发展，把戏送到最基层。

这次下乡走了30余处，行程2500余里，被誉为“小长征”

。

以后又经常下乡，活跃在边区的山山峁峁，乃至与国民党摩擦的边沿地带。

因为长期生活在群众中，剧团被老百姓称为“咱们的剧团”

。

为了支援解放战争，剧团抽调了一部分人成立了第一队，直接归西北野战军总政治部领导，开赴前线，为部队服务。

对于剧团深入基层，边区几家报纸多次刊文表彰。

《解放日报》发表的《民众剧团下乡八年》的文章中写道：“抗战八年，下乡最多的是民众剧团，平均每8天有3天在乡间，共走了全边区31个县、市中的23个县、190处市镇和村庄，演出1475场戏，平均每两天演一场，观众达260万人次以上。”

毛主席在接见“三贤”

时给予高度评价：“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好像两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播种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撒播到哪里。”

“你们民众剧团比抗战剧团成立晚几年，但也是在创作力量和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诞生的，一个时期，是靠种田做工写剧本，靠大伙儿节衣缩食搞募捐解决经费问题的，‘马髯公’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走大众化的道路，深入根据地……每到一地，一演就到天亮，这很好。”

（三）内容与形式

秦腔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千百年来，一直是封建文化的世袭领地，要使它作为一种新的文艺载体，为人民大众和抗日斗争服务，无异于历史性的大变革。

就要对它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要进行质的飞跃，战略上的大转变，形式上的大突破。

在探索中，他们认清了对待传统程式不能因循守旧、生搬硬套，必须有所突破，予以改造。

“为了加强现实性，不时和旧形式肉搏斗争。”

（马健翎语）鲁迅说过：“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

理论上的明确，不等于实践上的一帆风顺。

初始，剧本创作上带有一定传统模式的旧痕迹。

上场对子下场诗，自报家门。

有的剧目尚有移花接木之嫌。

表演上有许多地方照搬旧程式，或过于自然化，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

音乐上没有比较完整的秦腔曲谱和打击乐锣鼓经。

化装不很讲究，审美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