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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而深厚的足迹（第2页）

后来自己又被调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文工团。

上述情况都给写作带来极大困难。

回到家里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任国保想，马院长的话就是命令，再难也要无条件地接受。

任国保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干任何事情都十分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他想，写大事记就是写历史，写研究院从开始到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必须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是真实的历史事实。

不能有一点马虎，张冠李戴，时序颠倒。

更不能随意加减虚构，像写小说那样可不行，一定要忠于历史，绝不能出现错误。

其中还有条目、体例、规格等问题。

为了写好“大事记”

，他购买了数十种有关书籍，学习参考，充实自己。

如《史记》《汉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事年表》《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等等。

反复学习，思考，写笔记，做好投入工作的准备。

他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到处查阅资料，找人了解情况，当场记录，然后归类整理，进行文字修改。

有的材料需要顺藤摸瓜，扩大线索，不断深挖细掘。

有些人和事，特别是时间，往往混淆不清，出现错误，常常要反复查证核实。

有些人需要多次去请教询问，不厌其烦地向对方说明实情，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难为情面，但被访者却很有耐心。

但有的人却不是这样，脸色难看，再三推诿，不是说没时间，就是说不知道。

有些单位门卫还不让进。

有的资料员说，时间久远，无法查找。

为了把事情搞得更好，把资料写得细致扎实，只得三番五次地去找，求爷爷告奶奶地赔着笑脸相求。

有一则资料，需去问本单位一个人，去了多次，他虽然答应了，却迟迟不见动静。

因为急着要用，又去找。

这个人正在打麻将，便很不耐烦地说：这事算是个×事情，还这么认真的，你都不嫌乏味？事情过后，任老师说，当时当着众多人的面，我作为年近七旬的人真是无地自容，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卑微。

静下心想了想，为了做好这件事情，只得忍气吞声。

下面再说“求”

。

当任国保将书稿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已是1989年冬天，他历时28年！

在高兴之后，他茫然了。

书稿如何推出付梓出版，却难住了。

在当时要出书，资金艰难，资金来源如同一只拦路虎盘踞在前面。

用作者本人的话说：“囊中羞涩，毫无经济能力。”

为了研究院的事业，为了实现马健翎老院长的遗愿，自己只有厚着老脸，硬着头皮去“乞求”

了。

时年已近八旬的任国保，抱着一包书稿走进研究院办公室，一个负责人在座。

他说明来意后，这人不屑一顾地说：这都啥年代了，你还把这些陈年旧货拿出来，能干啥嘛！

头也不抬地把书稿推了回去，置之不理。

有一次，他抱着书稿去找一个副院长，这个副院长翻了翻说：“你要写就写大事情、大人物，这些琐碎的事情谁还看？”

之后，任国保还多次找过本单位的相关人，他们均不感兴趣，态度冷漠，以各种借口推辞。

走投无路之际，他想到了外界，便背着沉重的书稿，不停地寻找有关单位和人士，企望得到社会的赞助。

可是，日复一日，得到的安慰语却是“心有余而力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