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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钟城、余翔就是日本公司常说的“同期生”

。

我与余翔是企业管理大专毕业，而钟城来自响当当的东都大学。

早在上中学时，我们就在课本中读过两位东都大学出身的女科学家的故事，几乎就是中国的居里夫人、女版的华罗庚。

连女中豪杰都是东大的标签，更可见它的传奇与不凡。

东梁集团新员工培训时，我们仨分在一间宿舍。

我和余翔是职工子女，能进东梁多少有些照顾的意思，而那时，东梁校园招聘的口号是“只取A类学校的一等学生”

，钟城就是其中之一。

拿到饭卡、澡票、图书证、冷饮券之后，钟城脸上洋溢着融入大集体的喜悦，我们都暗自嗤笑他。

这些属于东梁的福利，我们从出生之后就享受上啦，仿佛阀阅世族的贵胄特权。

对它们的使用须知，他有时会不明白，也闹出过笑话，我与余翔也不主动讲解，那是既得利益者可笑的保守与矜持。

东梁现在也算是钟城的了，但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

本来以为把自己交到东梁手中，我们的人生也就安妥了，这份工作管生管死的。

但命运兴衰的诡谲线路，不但世家贾府逃不脱，社会主义的大型国营企业也难免。

我们的产品——栋梁牌锅具虽然是民国时就已创立的名牌，但在市场竞争的巨潮中渐显颓态，先后关闭了几个在外省的分厂。

我们的父辈安然退休，随之退休的是厂里的游泳池、浴室、图书馆、幼儿园。

乘公交车驶过东梁路时，我不止一次听到乘客们议论：“东梁现在不行了吧？”

在东梁刚露败相时，东都市为了扶持这家本地最闻名遐迩、最具历史价值的企业，派来一位高学历、高职称、高业绩的新总经理。

正值壮年的罗总充满了力挽狂澜的豪情，也有些唯学历论的意思。

他也是东都大学毕业的，言必称东大，弄得像我与余翔这样没有过硬大学背书的人都觉得矮了一头，“东梁子弟”

的荣誉感变成了“顶班顶职”

的陋习，是计划经济的残余。

罗总不客气地说，这种近亲繁殖式的人力资源政策是东梁发展的绊脚石。

而作为罗总的学弟，钟城在血缘上就是领导的嫡系，从此前程一路浩歌，从科长迅速提拔为二分厂副厂长，荣誉从“集团先进”

一直拿到“省五一劳动奖章”

。

也不是说钟城的贡献在全省都排得上号，只不过因为东梁是东都市最大的国企，重磅级的奖项只有从这里出，至于具体把高帽子戴上谁的脑袋，当然是上级拍板。

像钟城这样有年龄、学历优势的人才，是很容易成为新星的。

在钟城冉冉升起时，余翔跳槽到了郊区的一家大型跨国企业做人事管理，上下班虽然路途遥远，但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上了汽车代步，打消了人们对他通勤路途遥远的“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