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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5章 乾隆时代 盛世之下的成就与隐患（第3页）

1755年，乾隆帝通过制造“坚磨生诗抄案”

，将鄂尔泰的亲信胡中藻和鄂昌处死，并借此机会将鄂尔泰的牌位撤出贤良祠。

这些行动不仅削弱了旧臣的影响力，也加强了乾隆帝的君主专制统治。

四、戡乱边疆

乾隆帝即位初期，面临着来自边疆的多重挑战。

其中最为紧迫的便是大金川的动荡局势。

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发动了对小金川的攻击，并劫持了小金川的土司泽旺及其印信。

随后，莎罗奔继续扩张，进攻了革布什札和明正两土司。

为了制止这种侵犯行为，乾隆帝在同年派遣了三万大军，分两路进攻大金川。

然而，由于当地的地形极为险恶，加之气候恶劣，清军在战斗中遇到了极大困难，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夏秋，依然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面对僵局，乾隆帝决定增派兵力，并任命大学士傅恒为前线指挥官。

傅恒到达前线后，采纳了岳钟琪提出的深入敌后的策略。

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清军终于逼近了莎罗奔的老巢勒乌围，迫使莎罗奔投降。

这场战役不仅平定了大金川的叛乱，也展示了乾隆帝在军事战略上的果断与智慧。

与此同时，西藏地区也出现了不稳定因素。

乾隆十五年（1750年），西藏地方贵族珠尔默特那木札勒领导了一场叛乱。

然而，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与驻藏清军联合行动，迅速平定了这次叛乱。

乾隆帝认识到，地方贵族的过大权力不利于西藏的稳定和中央对西藏的有效统治。

于是，在平叛后，乾隆十六年（1751年），他废除了原有的藏王制度，成立了由四位噶隆组成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并制定了《西藏善后章程》，增强了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的权力。

在准噶尔地区，乾隆帝同样面临严峻挑战。

准噶尔部内部因争夺汗位而发生内讧，萨喇尔、三策凌等先后率部内迁归附清朝。

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帝抓住时机，发兵五万直捣伊犁，进攻达瓦齐。

达瓦齐措手不及，兵败被俘。

然而，归降的阿睦尔撒纳因未能实现统治厄鲁特蒙古四部的野心而反叛。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清军收复伊犁，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

清军随即展开追击，并最终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击败叛军，阿睦尔撒纳病死于逃亡途中。

平定准噶尔后，乾隆帝立即调派满汉官兵一万人南下，讨伐天山南路叛乱的大小和卓。

这场战役持续到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

最终，清军攻克了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大小和卓逃往巴达克山部被杀，天山南路的叛乱被彻底平定。

五、扬威西南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帝面对沙俄在边境的挑衅，命令阿桂和车布登扎布率领军队驱逐俄军。

这一行动展示了乾隆帝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强硬态度。

同年十月，乾隆帝的第十五子永琰（即后来的嘉庆帝）出生，这为皇室增添了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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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年（1765年），云贵总督杨应琚报告缅甸各部落头人表示愿意归附清朝。

然而，由于杨应琚身体状况不佳，乾隆帝任命杨廷璋赴永昌继续处理抵御缅军的事务。

然而，清军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底瓦江之战中失利，乾隆帝因此赐杨应琚自尽，并调整了军事部署。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乾隆帝派遣大学士傅恒赴云南负责征缅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