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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1章 孙承宗 山海关防线的传奇（第3页）

直至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的介入，澄清了柳河之役的真相，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孙承宗的压力。

五、临危受命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领后金军队大举侵入明朝境内，局势危急。

面对国家的紧急状态，崇祯帝在阁臣的建议下，于十一月初七日下令孙承宗速入京师，委以重任。

孙承宗接到诏令后，迅速响应，十一月初九日接旨，次日便踏上征程，展现了一位老将的决断与担当。

崇祯帝在平台召见孙承宗，表达了对他的高度依赖与信任，询问其应对之策。

孙承宗基于对战场局势的了解，提出了详尽的战略布局，建议以袁崇焕守蓟州，尤世威守密云，满桂守顺义，侯世禄守三河，形成稳固的防御体系，互为犄角，紧密配合，以确保京师安全。

此外，他还对选将、粮饷、火器、兵丁等具体事项提出了建议。

崇祯帝采纳了孙承宗的意见，并授予他广泛的权力，包括调动军队、惩治违令者等，显示了对孙承宗能力的高度认可。

孙承宗不负众望，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军事部署中。

当皇太极对北京发动攻击时，孙承宗迅速调兵遣将，派遣游击尤岱率三千骑兵驰援京城，又调动其他部队协同作战。

同时，他联络各地将领，协调兵力，确保通州一带的稳定，并及时应对后金军可能的动向，有效地遏制了敌军的攻势。

在袁崇焕被捕后，祖大寿等关宁军士兵出现动摇，孙承宗主动写信劝慰祖大寿，鼓励其率军收复失地，以功赎罪。

孙承宗亲自前往山海关安抚士兵，成功稳定了军心，使祖大寿等人重新归顺，展现了卓越的领导力和军事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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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三年（1630年），孙承宗着手收复被后金占据的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

他首先收复了建昌营，随后在一系列战斗中取得了胜利，逐步驱逐了后金军队。

在孙承宗的精心部署下，明军不仅收复了失地，还成功伏击了后金军，迫使阿敏率部逃窜。

孙承宗随即下令追击，最终取得了遵永大捷，彻底清除了关内的后金威胁。

六、引咎辞官

崇祯四年（1631年），孙承宗继续肩负着关宁锦防线的重任，然而与辽东巡抚丘禾嘉的矛盾日益加剧。

丘禾嘉主张乘胜追击，而孙承宗则主张稳扎稳打，先恢复右屯，再逐步推进。

双方在策略上的分歧导致了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延误与不协调。

孙承宗曾试图通过上疏和请示朝廷来调和与丘禾嘉的矛盾，但朝廷的态度模棱两可，未能有效解决二人间的分歧。

随着矛盾升级，孙承宗意识到与丘禾嘉的不和可能重蹈熊廷弼与王化贞覆辙，导致军事失利，因此他连续上疏，请求辞去职务，让丘禾嘉独自承担辽事，以避免军政上的混乱。

在孙承宗的努力下，大凌河城的修筑计划得到了批准，然而朝廷的决策反复无常，导致工程进展缓慢。

当皇太极亲自率军围困大凌河时，城中仅有不足两万的守军，且战斗力不强。

孙承宗迅速做出反应，一方面调兵遣将，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奇策解围。

然而，丘禾嘉的犹豫与分歧导致救援行动迟滞，最终大凌河城陷落，孙承宗派去救援的宋伟、吴襄部也在长山遭遇惨败。

大凌河之困不仅造成了军事上的重大损失，也引发了朝野对孙承宗的广泛指责。

孙承宗深知责任重大，主动上疏请罪，请求给予处罚。

尽管崇祯帝并未严厉责备，但孙承宗接连上疏，恳求辞官还乡，表明了他对自己在此次事件中责任的深刻认识。

最终，崇祯帝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准许孙承宗回家养病，孙承宗在离任前仍不忘国事，多次上疏陈述对蓟辽防务的看法。

孙承宗的离去，不仅是个人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也反映了明末政坛的复杂与动荡，以及军事决策中的人际关系与策略考量对国家命运的影响。

孙承宗的辞官，标志着他从军事前线的退隐，但他的影响力并未就此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