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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6章 明朝名臣方献夫 从西樵山到内阁次辅的传奇人生（第3页）

的深刻理解，使得他们成为这项工作的不二人选。

方献夫与霍韬的密切合作，不仅基于同乡之情，更在于对“大礼议”

立场的共鸣，两人联手向世宗上书，借古喻今，引用历史案例来强化世宗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强调皇帝过继给先帝为子的主张并非出自古人之口，而是王莽等奸臣的误导，从而为世宗的决策正名，这份论述得到了明世宗的认可，并被送至史馆供纂修官参考。

与此同时，方献夫的仕途亦迎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

他与霍韬一同被任命为经筵日讲官，负责为皇帝讲解经史，这是对臣子学识与品行的高度肯定。

方献夫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展现出了公正与担当，如在复审李福达案时，他力排众议，减轻了马录的刑罚，体现了其在法律面前的独立判断与人文关怀。

此外，方献夫在九月的任命中，不仅担任了礼部右侍郎，还总领大理寺事务，充分展示了他的多面才能与世宗对其的信任。

在人事任免方面，方献夫积极推荐人才，对两京堂上官职空缺提出了合理建议，且在处理旧案时，他的意见影响了皇帝，减少了对无辜官员的株连。

他还成功促使明世宗召回了在思恩、田州叛乱中表现不力的官员，推荐军事人才以稳定边疆，虽然因杨一清的反对，部分建议未被完全采纳，但方献夫的积极作为与远见卓识得到了体现。

五、掌管礼部

嘉靖六年至八年，方献夫担任礼部尚书期间，他的政治影响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不仅在礼制建设、宗教管理上展现出魄力，还在处理突发事件和维护同僚利益方面体现了他的智慧与担当。

接任礼部尚书后，方献夫继续兼翰林院学士与史馆副总裁官，身兼数职，足见其在皇帝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他深刻洞察社会风气，认为尼姑、道姑现象有悖于伦理道德，遂向明世宗建议勒令其还俗，同时清理无证僧侣和私设的宗教场所，这一举措有力地整顿了社会风气，强化了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在文化建设和个人荣誉上，《明伦大典》的完成为方献夫赢得了太子太保的加封，以及朝廷的诰命奖励，这不仅是对他学术贡献的肯定，也是对其在“大礼议”

中所持立场的认可。

面对自然灾害频发，方献夫及时响应，将各地灾情详细汇报给皇帝，体现了其作为礼部尚书的责任感与敏锐性。

在皇后丧仪问题上，方献夫坚持原则，勇于直言，确保了皇后的尊严得到应有的尊重。

方献夫在处理边疆事务上也展现了卓越的协调能力。

在王守仁平定思恩、田州叛乱后，面对桂萼的攻击，方献夫力挺王守仁，列举其功绩，成功扞卫了王守仁的政绩与边疆新建城镇计划，这对于维护边疆稳定和鼓励前线将领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方献夫在朝堂纷争中亦显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

嘉靖八年，面对张璁、桂萼与杨一清之间的矛盾，方献夫借灾异之机上书，倡导团结，同时提出召回被贬官员、增加进士录取名额等建议，旨在缓和内部矛盾，增强朝廷凝聚力。

虽然最终未完全实现其提议，但明世宗对方献夫的建议表示赞赏，显示出皇帝对方献夫在朝堂稳定中作用的认可。

六、又掌吏部

方献夫接替桂萼执掌吏部后，立即投入到一系列重要工作中，包括主持殿试读卷、监修《大明会典》等，显示了皇帝对方献夫能力的高度信任。

面对朝中官员空缺问题，他提出从各部选拔人员填补御史职位，体现出灵活的行政手腕。

在处理桂萼、张璁被罢免后的人事问题时，方献夫展现了中庸之道，既清理了部分党羽，又保护了一些他认为不应受牵连的官员，如黄绾等，这一举动平衡了各方势力，避免了朝政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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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创新上，方献夫针对安昌伯钱维圻去世后其庶兄钱维垣请求世袭爵位一事，提出了外戚封爵不应世袭的观点，并援引历史例证，最终促使明世宗采纳意见，永久禁止了外戚世袭爵位，这一改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方献夫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多次因个人健康状况和朝中争议请求退休，均未获准。

期间，他不仅要应对如刘永昌等人的弹劾，还要处理官员任免中的争议，如孙应奎、夏言等人的指控，涉及到方献夫偏袒亲信、违反选官常规等问题。

面对这些指责，方献夫与张璁联合自辩，并多次请辞，但明世宗并未接受，反而指示维持原有人事安排，显示出皇帝对方献夫的支持与维护。

方献夫还介入了关于言官权限与朝堂言论自由的辩论，他支持给事中薛甲提出的限制平民上书、防止妄议朝政的建议，但这一提议并未得到明世宗的采纳，反而引发了更多的官场争议，如给事中饶秀对薛甲的弹劾，反映了当时朝堂上意见分歧和政治氛围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