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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1章 杨廷和 明中期政坛的改革巨匠与社稷支柱（第3页）

在这个关键时刻，杨廷和展现出了超凡的政治智慧和果敢的决断力，成功引导帝国渡过了这一难关，迎立了新的君主——明世宗朱厚熜。

武宗去世前，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杨廷和在得知武宗无子的情况下，依据《皇明祖训》中的“兄终弟及”

原则，明智地提出了迎立武宗从弟朱厚熜为帝的建议，得到了武宗生母张太后的支持。

他随即起草遗诏，安排各项事宜，以确保皇位平稳过渡，并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精简军队、赏赐边防部队、撤销非必要的机构和人员、遣返进贡的使臣、释放囚犯、停止不必要的建设等，这些举措大大整肃了武宗时期遗留的种种弊政，赢得了朝野的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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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厚熜尚未抵达京城的三十八天里，杨廷和作为实际上的国家治理者，总揽朝政，他的领导使得朝廷在权力真空期维持了稳定，并为新皇登基铺平了道路。

他起草的登极诏书，虽然遭遇了试图删改的风波，但最终得以完整发布，大大消除了正德年间的积弊，大幅削减冗员，节省了大量财政资源，同时也打击了宦官势力，巩固了皇权。

朱厚熜即位后，杨廷和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不仅负责经筵讲习，还担任《武宗实录》的总裁官，其政治地位和声望达到了顶峰。

面对潜在的威胁，世宗特令士兵保护杨廷和的安全，显示了对这位重臣的重视。

杨廷和趁此机会，进一步提拔正直官员，强化朝政管理，显示出他致力于构建清明政治的决心。

在处理王琼案等重大事务上，杨廷和坚持原则，尽管外界有对其独断的质疑，但他坚信年轻的世宗能够理解并支持其为国家长远考虑的决策。

他不断劝勉世宗遵循祖训，重视教育，勤政爱民，严明赏罚，这些劝谏多被采纳，体现了杨廷和作为首辅的深远影响力和对国家未来的深切关怀。

七、大礼议之争

明武宗去世后，杨廷和在遗诏中的措辞及对新帝朱厚熜即位礼仪的安排，引发了历史上着名的“大礼议”

争议，这场辩论围绕着朱厚熜应如何称呼其生父母及已故的孝宗皇帝，直接考验着杨廷和的政治智慧与立场。

杨廷和最初提出的方案遵循《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

的原则，主张朱厚熜应作为孝宗的继承人即位，而非简单地作为孝宗的儿子，这意味着他应称孝宗为皇考，而自己的生父兴献王则应有别样的尊称。

然而，朱厚熜对此并不满意，坚持认为自己是直接继承皇位，而非过继给孝宗，因此希望尊其生父母为皇帝、皇后。

这一立场与杨廷和及多数朝臣的观点相悖。

杨廷和在争论中，多次援引儒家经典及前朝案例，如汉宣帝与光武帝的例子，强调古代帝王在类似情况下对礼法的遵循，坚持应以国家大义为重，不应过分强调私情。

他与蒋冕、毛纪等重臣多次上疏，试图说服朱厚熜，但朱厚熜态度强硬，双方僵持不下。

在此期间，杨廷和展现了极大的坚持与原则性，多次退回朱厚熜的亲笔手诏，上奏近三十篇，表明立场，甚至请求辞去官职，以示决心。

最终，经过长时间的激烈辩论，双方达成妥协。

嘉靖元年，朱厚熜下诏，尊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而兴献王及其妃则被称为本生父母，但不赋予皇帝、皇后之名号。

这一结果反映了杨廷和在维护礼法与皇权正当性方面的努力，尽管未能完全遵循个人初衷，但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皇权与传统礼法的关系，避免了更大的政治动荡。

值得注意的是，此事件中杨廷和的坚决态度，虽赢得了部分朝臣的支持，但也逐渐失去了皇帝的信任。

朱厚熜身边的一些近臣开始指责杨廷和“越礼”

，导致了皇帝对他的不满加深。

尽管在评定辅立新君的功绩时，朱厚熜试图通过封赏来安抚杨廷和，但杨廷和的多次辞谢，进一步显现了他不图个人功名、坚持原则的个性。

八、求退归乡

在嘉靖三年，杨廷和与明世宗朱厚熜之间关于兴献王尊号的争议达到高潮，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杨廷和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也深刻影响了明代中期的政治格局。

杨廷和因坚持礼法原则与维护皇统正统性的立场，与世宗在“大礼议”

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加剧，最终促使他做出了求退归乡的决定。

杨廷和深知，他与皇帝之间的矛盾已难以调和，特别是关于世宗生父兴献王尊号的问题，触及了皇权、宗法与儒家礼制的根本，他多次上书请求退休，表达了自己的无奈与不平。

在“大礼议”

中，杨廷和坚持认为应尊孝宗为皇考，而世宗则希望尊其生父为皇考，这不仅是对皇统的认定问题，更关乎皇权的合法性与正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