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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二十六章 经学（第5页）

这个众士子就答不上来了，还是柴车帮忙解围：“后来，大约是变了味了，都成了汉庭内部斗争的工具，譬如西汉末年刘歆大力提倡古文经学，激烈批判今文经学，遂引发了持续两百多年的古今文之争王莽就是古文学派的执牛耳者，建立新朝后就将古文经版本的《周礼》立为官学。

等到了东汉，则是郑玄以古文经为主，兼收今文经，重新遍注群经，统一了古文、今文两大学派。”

姜星火似是有些刨根问底：“再后来呢？经学忽然就没了吗？直接过渡到北宋五子的理学了吗？”

“这”

这次柴车也答不上来了，柴车看了看郭琎，郭琎也不知道。

如果姜星火不问的话，其实平常他们好像也不会去想这些问题。

就好像，从三国到北宋这740年的历史，一直在打的头破血流，学术思想就像是断层消失了一样。

那么，真的消失了吗？

当然不是。

那为什么现在的读书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答案也很简单，这就是程朱理学故意制造出来的、人为的“学术历史断层”

。

这段从三国到北宋的思想史不是不存在，而是被程朱理学刻意屏蔽掉了。

之所以要屏蔽掉，是因为程朱理学的道统，是直接从孟子那里过来的，所以中间这段时期的学术思想，大多是跟程朱理学不符的，即便不唱反调，也合不到一块去，就干脆都屏蔽了。

程朱理学从来不讲这些历史，甚至如果不是经学的影响力太大（五经没法绕开），经学的东西，程朱理学都不怎么讲。

现在的读书人都不怎么了解经学的历史，自然更不可能了解经学以后，到理学出现之前，这段长达740年的历史，华夏的思想界，到底是怎么变迁的。

“三国以后，南北朝时期，正如地域上南北分治那般，思想上也分裂成了两部分，也就是北朝经学和南朝经学，即‘北学’、‘南学’。

北学墨守东汉旧说，以分析解释先秦儒学经典的章句训诂学为主，走的是古文学派的路子。

而南学则是偏离了今文学派的路子，历经宋齐梁陈，受到了佛教的极大影响，演变成了玄学，主要发挥《礼记·中庸》里面的天命心性之说。”

“你们猜猜，为何会有这种区别？”

陈姓士子答道：“大约是北朝皆是异族入主中原，学术研究受到压制，既不能托古改制，也不能承认异族天命，所以只好埋头于故纸堆中而南朝则是北伐无望，即便有白袍入洛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诸如梁武帝萧衍等皇帝沉溺于佛教之中，长期歌舞升平，失去了奋争之心，自然就只能谈天命心性了。”

姜星火点点头，有些偏颇，但大差不大。

实际上，北朝的儒者也没那么有骨气，甚至到了南北朝中期，北朝就已经自认中原正统了，高门大阀们瞧不上那些南渡的，认为南方才是蛮夷之地，而南朝也是这么想的.

“南北朝结束，到了隋唐时期，孔颖达与颜师古等人编写《五经》义训，总结了南北朝时期南朝玄学和北朝章句训诂学各自的特点，由此对前代纷杂经说进行统一整理，编撰出一套统一的经书注释为标准，使士子学有所宗，科举取士有所依据。”

义训，就是依据传注而加以疏通解释之意。

这个版本的《五经义训》或者说《五经正义》，其中《毛诗》与《礼记》主要采用郑玄注释版本、《周易》主要采用王弼注释版本，《尚书》用孔安国传、《春秋》则用左传，在借鉴前儒的基础上，孔颖达删修笔削数易其稿，史书记载“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剪其繁芜，撮其机要”

，最终稿的质量相当之高，因为有所取舍侧重，所以基本上没有官修书籍普遍杂而不纯什么都往里塞的毛病。

实际上，孔颖达不仅开创了“义疏派”

，成为唐代官方经学的标准，并成为科举考试教材，而且其人画像在贞观十八年就进了凌烟阁，贞观二十二年孔颖达逝世的时候直接是陪葬昭陵的待遇。

可惜，如此一代儒宗，在程朱理学的刻意掩盖下，基本没什么人知道了。

至于为什么掩盖，主要原因就是朱熹在注释四书方面下的工夫很多，但五经则不然。

朱熹一本《四书章句集注》，确实可以自傲地说注透四书了，这个没得黑，姜星火也得承认。

但五经方面，书类，朱熹没注过，诗类的《诗集传》，易类的《周易本义》，礼类的《仪礼经传通解》，都只能说水平有限，春秋类的话，朱熹没正经注过，《资治通鉴纲目》算是他史学观点的体现，但经学是最讲究诂训的，朱熹这种喜欢断章取义另创新解的选手，在经学这种发展了近千年的完整体系面前，根本就没有断章取义的余地。

为什么？

因为能解释考据的地方，早就被古文、今文学派和后来的南、北学，乃至唐代“义疏派”

解释考据完了。

所以，朱熹所以五经方面并未超过唐代《五经正义》的体系，也就不愿意多谈了，自然就会选择掩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