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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时代法律都该有所进步（第1页）

继昆山龙哥案”

后，新近热议的“福州赵宇案”

和“河北涞源反杀案”

，进一步凸显了司法界对于“正当防卫”

原则适用尺度的急剧转向，先前沉睡的私力救济原则正通过一个个热点案例被唤醒。

在一片欢呼声中，我们需要更加冷静地面对规则的急剧改变。

为什么“正当防卫”

原则之前一直被谨慎对待？而现在的急剧转向是否会导致私力救济对司法公权的负面冲击？正当防卫除了可以适用于加害人龙哥、王磊、李华这样的与防卫人于海明、王新元、赵宇等处于同一社会阶层的成员外，是否还可扩展到别的情景中，比如普通公民针对一些公职人员超越权限实施的加害行为（例如动迁、城管等常见的行为情景）所采取的防卫措施？

在“河北涞源反杀案”

中，被害者王新元一家在案发前多次报警，警方也多次对采用言语威胁的王磊予以训诫，但仍然未能阻止王磊最后的破门入室直至被反杀。

从现有信息分析，警方根据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行使公权过程中并无不当，但很显然公权在保护公民的力度和及时性上都是有限的，如果王新元一家不想做待宰的羔羊，那就只能拿起武器自卫。

中国是禁枪的国度，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管控非常严格的国度，对于正当防卫这样的法律原则，历史上不提倡、不鼓励未尝不是国家管控的题中之义。

“昆山龙哥案”

“河北涞源反杀案”

等这些案件如果放在非互联网时代，能否被打造成经典案例还很难说。

在课堂上和法庭上高谈阔论法律原则是非常容易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者还必须要考虑更多。

判决书的首要任务看上去是还原案件真相并得出法律上的结论，但判决书对于价值观的引导作用才更具有历史意义。

每个案件的判决结果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司法者在维护主流价值观的同时，必然要舍弃一部分。

一份判决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结论的正确（当然结论正确是第一要求），而在于该结论所弘扬和肯定的价值观和历史潮流。

伟大的判决不是司法者闭门造车弄出来的，而是源于民众的历史性要求。

当民众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被沉睡并且需要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司法者就应该顺应这样的历史潮流，而不能为了国家的维稳管制就置日益上升的民众权利意识于不顾。

“昆山龙哥案”